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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杨振宁恩怨始末: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公案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2013年02月17日10:56    来源:人民网-人民文摘    手机看新闻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即将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10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等人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于是,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

  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9.12.07

(责任编辑:温璐、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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