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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死因揭秘 最后日子里一直发高烧

2012年11月21日11:02    来源:光明网    手机看新闻
在宋庆龄眼里,接受学位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事,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仪式。在宋庆龄眼里,接受学位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事,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仪式。

  1981年4月底,宋庆龄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这时传来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此事,维多利亚大学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

  5月初,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率领相关人员,专程远道赶赴北京。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多日卧床,一直发着高烧,身体十分虚弱。

  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有关部门建议,请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出于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尊重,宋庆龄拒绝了这个好意,坚持要亲自接受学位。于是大家又劝她在家里接受学位,以免路上的颠簸。对这一建议她依旧没有同意。

  在宋庆龄眼里,接受学位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事,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仪式。

  按照仪式安排,在接受学位后,宋庆龄还要发表讲话。由于担心她的身体支撑不住,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在自己的寓所,事先用英语录制了答辞。工作人员找来三台录音机,同时对她的讲话进行录制,然后逐个放给她听。宋庆龄自己从中选定了一盘效果最好的。

  由于病势沉重,宋庆龄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乘坐自己的轿车了。工作人员为她准备了一个装有四根活动提把的轮椅,并且借了一辆后开门的旅行车。5月8日,宋庆龄被扶上轮椅。工作人员用提把将轮椅平稳地抬上车。汽车缓缓驶到人民大会堂,宋庆龄就这样坐着轮椅来到了会场。

  乐队高奏中加国歌,身着大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亲手将学位证书交到了宋庆龄手里。佩奇校长致辞后,宋庆龄没有允许工作人员播放她录制好的讲话,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二十分钟的演讲精彩而得体。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象她正在重病之中煎熬。在场的人们不会知道,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仪式圆满结束,宋庆龄却没有力气再坐在轮椅上。她被安置上担架,用救护车送回了后海的寓所。

  当天晚上,宋庆龄虽然卧病在床,但她仍按照礼节,在住宅楼下的大餐厅举行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关部门安排北京饭店的一些同志参加宴会的服务工作。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是他们的份内工作,是理应做好的。

  然而,病势沉重的宋庆龄没有忘记对同志们表示自己的感谢。5月11日,她在病榻上口述,请秘书代笔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5月8日在我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赠给荣誉博士学位时,让你店部分工作人员也辛苦了。他们(副经理、科长和干部、炊事和服务同志们)来到我家为宴会辛勤劳动。

  为此,向他们致谢。

  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

  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

  在这页信纸后,她还专门附了一份名单,仔细地开列了参加服务工作的18位同志的名字。

  1981年5月12日清晨五点,病危中的宋庆龄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她对守在身边的保姆钟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两个服务员搀扶她到了书房。她请钟兴宝帮她准备好笔墨。

  原来,她心里还惦记着自己曾经答应过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要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书名。

  她慢慢地坐下来,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写了一幅。但由于身体虚弱,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她就坚持着又写了一幅,以便沈粹缜可以选用。宋庆龄靠工作人员的搀扶上床躺下,口里喃喃着:“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

  也就是在这一天,宋庆龄请工作人员安排一次宴会,她要专门酬谢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宴会结束后,钟兴宝到楼上卧室向她报告情况。宋庆龄躺在床上,拉着钟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称心了。”

  1981年3月,宋庆龄的病情恶化,有关部门开始考虑她的丧事。

  按照常理,宋庆龄应该与孙中山先生合葬。台湾也有些人推测,说她可能会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然而她在病中,却多次同亲近的朋友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自己死后不要葬在中山陵,而要葬在为普通百姓服务的上海万国人民公墓。宋庆龄不愿借助丈夫的名望、地位,来提高自己的殡葬规格。这一年的2月21日,她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她将葬在上海宋氏墓地上。她说:“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她不愿挤进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深爱的父母安葬在宋氏墓地。宋庆龄告诉杜述周:“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这八个墓穴是给宋耀如、倪珪贞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准备的。1932年,宋庆龄曾与小弟弟宋子安在宋氏墓地合影。她在照片的背面亲笔写下“树长万代,叶落归根”八个字,表达了自己尊重家族约定、渴望团圆的心愿。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革命前辈曾在一份题为《倡议实行火葬》的文书上亲笔签名。这份倡议书阐述了废除土葬、实行火葬的重要意义。其中最后一段文字是:“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但是,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作出的倡议。宋庆龄当时不是党员,没有在上面签字。于是在她病危时,准备土葬还是火葬,就成为一个需要马上作出决定的问题。

  根据那一代人的习惯,国家为她做了实行土葬的安排,立即着手为她置备棺木。宋庆龄是跨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的革命领袖,当然要打制最上等的棺木。当时最为高贵的金丝楠木已经绝产,有关部门从雍和宫调出存放多年的木料,制作了中西合璧的棺木。宋庆龄逝世后,沈粹缜传达了1981年4月宋庆龄在病中对她的多次亲口叮嘱。沈粹缜说,宋庆龄明确表示,“她的父母都葬在上海,她热爱上海,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她父母身旁”。也就是说,宋庆龄支持殡葬改革,要火葬。最终,珍贵的金丝楠木棺没有使用,现仍存放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1981年2月5日,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因病去世。在安排李燕娥的后事时,宋庆龄安排将其下葬宋氏墓地。在指示如何安葬李燕娥时,宋庆龄指着宋氏墓地的图纸告诉沈粹缜,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右边对应的墓穴是她自己的。因为是小辈,她和李燕娥的墓,都要比她父母的墓穴低一些。在给友人韩湘眉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可怜的燕娥在好几天以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诚的同伴旁边。”

  这种墓葬的安排是前所未有的。

  宋庆龄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国民,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中。在她的心里,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峻洁的品格、高尚的情操,将永远被后人敬仰和怀念!

  (摘自《宋庆龄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49.00元)何大章 《 书摘 》( 2012年06月01日)

  1981年4月底,宋庆龄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这时传来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此事,维多利亚大学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

  5月初,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率领相关人员,专程远道赶赴北京。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多日卧床,一直发着高烧,身体十分虚弱。

  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有关部门建议,请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出于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尊重,宋庆龄拒绝了这个好意,坚持要亲自接受学位。于是大家又劝她在家里接受学位,以免路上的颠簸。对这一建议她依旧没有同意。

  在宋庆龄眼里,接受学位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事,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仪式。

  按照仪式安排,在接受学位后,宋庆龄还要发表讲话。由于担心她的身体支撑不住,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在自己的寓所,事先用英语录制了答辞。工作人员找来三台录音机,同时对她的讲话进行录制,然后逐个放给她听。宋庆龄自己从中选定了一盘效果最好的。

  由于病势沉重,宋庆龄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乘坐自己的轿车了。工作人员为她准备了一个装有四根活动提把的轮椅,并且借了一辆后开门的旅行车。5月8日,宋庆龄被扶上轮椅。工作人员用提把将轮椅平稳地抬上车。汽车缓缓驶到人民大会堂,宋庆龄就这样坐着轮椅来到了会场。

  乐队高奏中加国歌,身着大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亲手将学位证书交到了宋庆龄手里。佩奇校长致辞后,宋庆龄没有允许工作人员播放她录制好的讲话,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二十分钟的演讲精彩而得体。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象她正在重病之中煎熬。在场的人们不会知道,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仪式圆满结束,宋庆龄却没有力气再坐在轮椅上。她被安置上担架,用救护车送回了后海的寓所。

  当天晚上,宋庆龄虽然卧病在床,但她仍按照礼节,在住宅楼下的大餐厅举行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关部门安排北京饭店的一些同志参加宴会的服务工作。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是他们的份内工作,是理应做好的。

  然而,病势沉重的宋庆龄没有忘记对同志们表示自己的感谢。5月11日,她在病榻上口述,请秘书代笔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5月8日在我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赠给荣誉博士学位时,让你店部分工作人员也辛苦了。他们(副经理、科长和干部、炊事和服务同志们)来到我家为宴会辛勤劳动。

  为此,向他们致谢。

  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

  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

  在这页信纸后,她还专门附了一份名单,仔细地开列了参加服务工作的18位同志的名字。

  1981年5月12日清晨五点,病危中的宋庆龄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她对守在身边的保姆钟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两个服务员搀扶她到了书房。她请钟兴宝帮她准备好笔墨。

  原来,她心里还惦记着自己曾经答应过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要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书名。

  她慢慢地坐下来,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写了一幅。但由于身体虚弱,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她就坚持着又写了一幅,以便沈粹缜可以选用。宋庆龄靠工作人员的搀扶上床躺下,口里喃喃着:“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

  也就是在这一天,宋庆龄请工作人员安排一次宴会,她要专门酬谢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宴会结束后,钟兴宝到楼上卧室向她报告情况。宋庆龄躺在床上,拉着钟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称心了。”

  1981年3月,宋庆龄的病情恶化,有关部门开始考虑她的丧事。

  按照常理,宋庆龄应该与孙中山先生合葬。台湾也有些人推测,说她可能会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然而她在病中,却多次同亲近的朋友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自己死后不要葬在中山陵,而要葬在为普通百姓服务的上海万国人民公墓。宋庆龄不愿借助丈夫的名望、地位,来提高自己的殡葬规格。这一年的2月21日,她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她将葬在上海宋氏墓地上。她说:“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她不愿挤进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深爱的父母安葬在宋氏墓地。宋庆龄告诉杜述周:“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这八个墓穴是给宋耀如、倪珪贞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准备的。1932年,宋庆龄曾与小弟弟宋子安在宋氏墓地合影。她在照片的背面亲笔写下“树长万代,叶落归根”八个字,表达了自己尊重家族约定、渴望团圆的心愿。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革命前辈曾在一份题为《倡议实行火葬》的文书上亲笔签名。这份倡议书阐述了废除土葬、实行火葬的重要意义。其中最后一段文字是:“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但是,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作出的倡议。宋庆龄当时不是党员,没有在上面签字。于是在她病危时,准备土葬还是火葬,就成为一个需要马上作出决定的问题。

  根据那一代人的习惯,国家为她做了实行土葬的安排,立即着手为她置备棺木。宋庆龄是跨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的革命领袖,当然要打制最上等的棺木。当时最为高贵的金丝楠木已经绝产,有关部门从雍和宫调出存放多年的木料,制作了中西合璧的棺木。宋庆龄逝世后,沈粹缜传达了1981年4月宋庆龄在病中对她的多次亲口叮嘱。沈粹缜说,宋庆龄明确表示,“她的父母都葬在上海,她热爱上海,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她父母身旁”。也就是说,宋庆龄支持殡葬改革,要火葬。最终,珍贵的金丝楠木棺没有使用,现仍存放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1981年2月5日,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因病去世。在安排李燕娥的后事时,宋庆龄安排将其下葬宋氏墓地。在指示如何安葬李燕娥时,宋庆龄指着宋氏墓地的图纸告诉沈粹缜,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右边对应的墓穴是她自己的。因为是小辈,她和李燕娥的墓,都要比她父母的墓穴低一些。在给友人韩湘眉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可怜的燕娥在好几天以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诚的同伴旁边。”

  这种墓葬的安排是前所未有的。

  宋庆龄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国民,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中。在她的心里,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峻洁的品格、高尚的情操,将永远被后人敬仰和怀念!

  (摘自《宋庆龄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49.00元)

(责任编辑:温璐、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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