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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刘伯承淡出军界:与彭德怀误会太深?

2012年07月27日07:32    来源:党史文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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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发生了红三军团攻打南丰受挫的战事,使彭德怀更是视刘伯承为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提出这桩旧事,显然对刘伯承非常不利,难怪毛泽东也不禁附和着说:“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刘伯承(右)与毛泽东(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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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是中国革命的一代元戎、伟大的军事家,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开国元帅,他们在兵法谋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丰功伟绩很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各自的秉性、文化素养、处世风格不同,在错纵复杂的战争年代,他俩在若干问题上产生分歧,酿成误会,以致于形成纠葛。这种误会和纠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或多或少地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甚至使两位老帅产生冲突。同是“军界元宿,塞上长城”,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又有什么样的是是非非呢?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游击主义”的文章。“左”倾领导者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的教条主义战略,彭德怀将攻打南丰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记在了刘伯承身上。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鲜为人知的误会,源自于1933年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是1931年12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于资历甚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参与发动、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8月又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有着“党内吴孙”之美誉。1930年10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到达中央苏区后,始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在同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被撤销职务后从前线返回。在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时候,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升职的1个多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机关,由博古带领迁到了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揽过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大权。博古等人自知缺乏军事才干,对指挥打仗一窍不通,因此很需要刘伯承这样喝过苏联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担当大任。临时中央对刘伯承的器重,实际上把他作为军事上洋派的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争”的风口浪尖。

  这时候的刘伯承,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就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彭德怀、林彪等人在读到了这些文章后,以他们自井冈山以来追随毛泽东、朱德对游击战争的深刻领会,对刘伯承这种偏颇的认识很有看法,认为在这种时候打正规战完全脱离了红军的实际。性情耿直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深为不满,语调生硬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打下去,与国民党硬对硬地拼,红军这点老本就要输光了,我们在中央苏区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刘伯承行,那是口里说话牙齿不痛。”

  林彪也倾吐出心中的不快:“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我们就靠这个拿手好戏。现在好了,要打正规战,拿什么与人家相比?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应该说,两位红一方面军的主将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他们从战争的实践中领悟到了游击战的真谛,因而对刘伯承的文章大为反感。这件事使他俩对刘伯承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来是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发生了红三军团攻打南丰受挫的战事,使彭德怀更是视刘伯承为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

  这时期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名义上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前方局指挥,但博古等人一来就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提出红军渡过赣江首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攻南丰,并要求“前方同志必须站在一致的路线上,绝对地执行这一战略计划”。周恩来等人经过了认真的分析,很不赞同这种战略,几次电告博古,反对攻打南城、南丰。而博古和项英、任弼时等后方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去,于1933年2月4日语气严厉地电告周恩来等:“此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在这种情形下,前方局只得于2月7日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周恩来愤慨地与朱、王联名再次电告临时中央,表达自己的心情:“应该给前方局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

(责任编辑:温璐、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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