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为何危机四伏
　　市场经济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但这并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两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创始人帕森斯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讲到，一个人的社会活动总是要由四个要素来构成———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文学当然是社会活动之一，所以了解文学活动的时代大环境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学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故弄玄虚，更不是要骇人听闻。

　　大家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前不久对当代中国文学作了一个评价，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先声明，我并不同意他这种过于粗暴和偏激的评价。但是这位汉学家有一句话我是很认同的。他说：“德国文学也罢，俄国文学也罢，欧美文学也罢，它们中间总有一批作家的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声音，当代中国有吗？”这句话问得非常尖锐，但我觉得问得也非常到位。我们如果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自尊情感，不是抱着一种固有的文学观念，来看我们这一二十年的文学现状的话，就应该承认，我们确实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一批作家、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声音。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也就是二十来年的时间，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中国，在上海，产生了一批文学巨匠、一批里程碑式的作品。他（它）们能够代表中国面对世界，代表整个民族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代表一种群体的生命诉求，告诉世人中国人想过一种怎样的日子，想追求一个怎样的世界，诉说中国和中国人的遭遇，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学中想探索什么。他们曾经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之自豪。而当代中国作家里有这样的人吗？我认为没有。因此，顾彬说这样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代的中国文学虽然不都是垃圾，但也的确存在一种危机。

　　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文学刊物的生存处境非常困难，很多刊物都只能发行几百份、几千份。《人民文学》的发行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十万份，跌到现在的只有四万份。上海的《收获》，发行量号称有十万份。但像《收获》这样的杂志全国有几个？为什么文学刊物没有人要看了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当代文学的状况吗？过去一篇短篇小说轰动全国的现象曾经多次发生。鲁迅就是以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享誉全国的。王蒙震动中国的也就是一个小中篇《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新时期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读者是奔走相告，作家们也是激动不己。那个时代文学和人民的生活，和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能让你激动得睡不着觉，能让你思索你的人生、你的文学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后来我们有电视，这对文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吸引了许多原先关注文学的眼球。此外，市场经济也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人们忙着赚钱，渐渐浮躁起来，难得静下心来读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学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两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一定预示着文学必然消亡、必然衰落、必然疲软、必然苍白。据说，在美国这么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果一份杂志的发行量在十万份以下，办杂志的人就会主动申请破产。那么我们就要发问，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当代文学处于如此一个窘态中？这一危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重振文学必须回归“大我”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但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足以表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作品。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曾经有过一次回归。这第一次回归是历史性的、关键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它发生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多作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努力去找回自我，提倡个性化创作。我认为，有了这第一次回归，中国才重新有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作家有了自我，有了个性，不再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以后，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没有第一次回归，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也没有1985年前后产生的那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时大家以为文学从此就可以走向黄金的顶峰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

　　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文学的确繁荣了十年，但从1995年以后，文学又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下子衰落下来了。1995年以前各省的文学刊物都是很火的，之后也渐渐衰落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衰变呢？在这里，我不可能作全面的分析，只想说一条：1995年以后，我们的文学成天沉湎在、陶醉在、封闭在那个终于找到的自我中间，而那个自我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自我只是作家的一个“小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但当时的文学理论不提倡文学与社会、与现实相结合，而是希望作家向内心开掘，片面讲求形式美，或语言美、节奏美、句法美等等，把形式的美不恰当地抬高到了可以无视内容的地步。当时大家一窝蜂地推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小说的确是一部文学经典。但实际上许多人迷恋的只是小说的魔幻形式。我们击节欣赏、记住的只是小说开头的那种叙述语句，就像后来我们被马原一篇小说的那个开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所“震撼”一样。但是，马尔克斯小说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之所以震撼整个拉美，在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拉美文学旋风的真正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写了他的民族、他的国家百年命运的挣扎，马尔克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在这儿。如果他只有那些形式，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巨大的震撼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学和先锋理论的吸取，是有点片面的。过于强调向内心发展、过于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抛弃了文学和生活、和历史、和现实、和民族的那种血肉联系，抛弃了文学所必须承担的使命。

　　我认为，文学必须要和国家、和现实、和民族、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对这些的关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文学也是肯定搞不下去的。台湾有一位画家叫陈衡恪，他认为绘画中体现出来的精气神，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三是才情，四是思想。人品是什么？主要的当然是指艺术家的社会担当精神、历史使命感和道德取向。有个别年轻作家认为，他的书有销量，他就是好作家了，甚至就是优秀作家了。这是被市场走向迷惑了艺术良知的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艺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要重视发行量和票房，但这绝不是衡量作品和作家优劣高下唯一的、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正视文学持续下滑的这个现实？我认为出路有很多种，比如在这个商业化的大环境里，政府是不是应该拨一点钱来挽救全国的文学刊物？这不是不可考虑的权宜之计。但这样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文学。大夫只能救一个还有生命体征的病人。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或者他的生命体征已经消失，那么花再多的钱，用再好的药，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挽救文学，重振文学，根本的一条，要靠作家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作家和拿出怎样的作品。我们要做有充沛生命力的作家，我们要写有强大生命体征的作品，这才是让文学重新走向辉煌的根本之路。为此，近年来，一有机会我就要提倡文学的第二次回归。这个事情刻不容缓。是否完成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可能对作家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

　　所谓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指的就是，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我”之后应该进一步向“大我”回归，让每一个作家的“自我”融合进时代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大我”中间去。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青年作家，你们家庭的命运都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变化，而且我还要说，大多数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变的。但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足以表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作品。这个问题可以不提给任何人，但是必须摆在中国作家面前。中国的作家都干什么去了？当然我们仍然在写，仍然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仍然有人夸、有人评、有人奖励，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满意。但是很多作家的“我”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时代的命运不贴不靠。如果整个作家群都是游离在时代之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要疲软，必定要苍白，必定要走下坡路，这是铁的事实。所以我觉得第二次回归是决定性的。我们今天不谈技巧，不谈文学理论，但一定要问一声，处于命运变幻的关键时刻，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这是必须要放到首位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