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今读》成书于１９９４年。

    有人说：“文人一大耻，国内讲康德，国外谈孔子。”此语刻薄，却像是专门给李泽厚准备的。李泽厚成名于１９５０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论语今读》的最大特点，便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及李泽厚自己提出的各种新概念点缀其中，表面看显得中西通融，集古今之大成，实际上反而不伦不类，招人齿酸。

    例如《论语·里仁第四》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李泽厚便在“记”中对“士”大发感慨道：“总之，不可苛求人均具使命感的宗教性道德。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曾作‘私德’‘公德’的区分，大约相当于我所讲的‘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因此，‘知识分子’今日亦可作主客观两解：客观解释即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主观解释则为负有上述使命感的知识者。此词颇为复杂，在其发源地本土，以撒·柏林（Ｉ． Ｂｅｒｌｉｎ）便认为屠格涅夫等自由派可称为知识分子，而托儿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强调宗教、道德、反近代西方文化等等便不能算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一词又有某种‘现代倾向’或现代信仰、趣味、观念的时代特征了。”

    这一大段下来，有梁启超，有屠格涅夫；有中文，又夹了几个英文词组或缩写，还充斥着大量不知所云的概念和任意新造的词语，看起来真是中西结合，集大成啊。可这恰恰也是最可笑的，大家读罢，除了一望而可知的浮躁，剩下的并不是思想，而是卖弄——易“明星”所说的“一勺烩”是也。所以，李泽厚的康德研究和孔子研究，乃至于他不断自我肯定的美学“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和哲学领域的“情本体”、“西体中用”等概念，无不充满矛盾与浅显易见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