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遗著《柳如是别传》初刊本于1980年8月印行，“文革”过后，学术文化及出版界最先感受到复苏的温煦。首刊本的出版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的。然而从发现遗稿到出书是有着曲折甚至是偶然的过程。

    《柳如是别传》出版经过

    上海原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是从新文艺出版社分化出来的，李俊民同志首任社长。新社原来筹备已久，中间由于反胡风运动而搁置，至胡案结束才正式成立，而其建社的时期又至短促，1957年“反右”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上编，这个新生的出版社就不复存在，直至“文革”结束。“文革”之前的中华上编重印过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这是陈先生生前已刊成书之一（另二册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先生于1954年撰写的《论再生缘》初稿完成，并自出资油印若干册（据蒋天枢撰《事辑》）。1957年“反右”后中华上编组成之际，有好事者从复旦大约是陈守实先生处借得油印本一册，并在编辑部部分人中传观，对于陈先生作此前人所未有的大胆的论述，读后咸钦佩不已。

    “文革”结束李俊民同志重新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复建工作，原有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名义不再延用。复社之初首要任务是制订计划，编制选题，同时将中华上编存稿进行清理。在清理中竟然发现了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此稿从何而来今已无从稽考。当时主其事的魏同贤君即请示俊民同志，经指示编入出书规划中。应当指出，当时的编辑部对于陈先生及其著述所知甚少，十年动乱人们理所当然地对于代表中国当代文化学术的状况殆有隔世之感。然而很幸运地编辑部还是对于陈先生的著作进行了追踪式的寻访，寻访的线索即是通过陈先生的及门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

    从蒋先生处得知，一，寅恪先生已于1969年10月去世，时仍在“文革”中，情况可想而知；二，陈先生生前曾将遗稿誊清一份交托蒋先生，这本是极有预见的举措，终亦未能免于浩劫；三，“文革”中尚有手头存稿被中山大学造反派抄没，后来几经交涉取回，已散佚不全，缺失的有《别传》的定稿、诗集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原有七篇今仅存一、二、六三篇。

    在古籍出版社与蒋先生接触中，蒋先生慨然应允与陈先生家属三女儿陈美延女士、大女儿陈琉球女士联络继续寻找佚稿。《钱柳姻缘诗证释稿》，前此又易名为《柳如是别传》，自是追寻的最大目标。幸运地后来经美延女士的多方努力终于找得，这一份是陈先生助手黄萱女士誉抄的。而经陈先生生前手订的改定稿是否尚在天壤间今则无从断定。昔年余杭章先生于《訄书》卷五十九痛惜乾隆季年之焚书，辞至悲恻，岂今之视昔，犹昔之视今乎？

    《柳如是别传》的最后获得给古籍出版社以巨大鼓舞，蒋天枢先生同时又慨然应允担任稿件的整理工作，整理范围包括陈先生全部文集，所校订的是稿件中若有疑难加以改定，遇少量违碍语略作删略，审定标点符号。蒋先生在担任这一繁重工作的同时，又继续完成他自己酝酿多年的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稿。在八十年代初年人们方从混沌阴郁状态中解脱出来，古籍社所进行的这一项工作是艰巨而且有远识的，是为保存民族文化而作的有意义的事。

    在筹划出版《别传》前后，古籍社又在1978年首次刊登陈先生的《论再生缘》一文，分两次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七（复刊号）、八两辑。虽然原有油印本已有少量流传，公开发表这是第一次。但这是“四人帮”方被打倒，尚是“两个凡是”时代，人们思想没有完全解放，从而在发排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曲折，有主管者对陈先生原文标点符号坚欲按通行模式改动，凡过去或后来读过陈先生文章的都知道他有他习惯的行文方式，有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容改变的。即使是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的新文学作家也保持有受尊重的权利。幸而由于《论丛》负责编辑的钱伯城同志坚持，原文才一字不改地刊出。这里反映人们未能认识到尊重学者也就是尊重学术，动乱方过，人们一时犹未能改变僵硬的思想方式。

    《柳如是别传》于1980年8月出书，印数四千册。至此古籍出版社所出陈先生文集总目包括：《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

    其中有三种是利用旧纸型，余均初版。而自始从事负责联系并进行发稿的是魏同贤君。同时参加其他稿责编的有邓韶玉和沈善钧君。

    初刊本《柳如是别传》的出书所以值得回顾是因为这部几乎失而复得的不朽巨著终于出现在寅恪先生所常说的这块神州大地之上，作者的暮年志趣，其怀抱其希冀得以显示于国人之前。古籍出版社只是做了它所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