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者持之以恒的根本兴趣是打败美国的主要对手(冷战时期是苏联，小布什时期是恐怖主义及所谓的“流氓国家”)，推进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理想。70年代，战胜美国最大敌人的事业需要美国把伊朗国王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伙伴予以支持。在80年代，它意味着撤回对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的支持，因为他的专制引起了在一个美国有两大军事设施的国家出现共产党夺权的恐惧。2003年，它意味着把在中东支持民主作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楔子。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原计划2003年2月初去中东，但鲍威尔不让他去。

    国务卿正在为争取美国的欧洲盟友和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拉克战争进行最后一次协调努力。他定于2月5日向安理会介绍美国掌握的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综述。鲍威尔不愿意就这么到纽约去读美国情报界给他写的讲稿。他要求特内推迟其海外行期，到联合国来坐在他背后，这样可以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特内点头赞同鲍威尔的演讲。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特内不仅领导中情局，也领导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国务卿坚持要求特内对他给联合国的所有有关伊拉克的情报给予个人认可。

    到了那一天，鲍威尔概述了美国情报的细节，又加上对伊拉克设施的侦察照片和监听到的伊拉克官员关于藏匿东西让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找不到的通话记录。但这番演讲对海外没什么影响。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怀疑美国的说法，坚持说无论如何美国的情报证明联合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核查，而不是打仗。9天以后，德维尔潘对联合国安理会大厅里热情洋溢的听众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中，夸口说法国“在历史和人类面前从不屈服”。法国并不是单枪匹马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法国一边牵头，一边与德国和俄罗斯密切配合。

    美国的外交被国防部长搞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时期，拉姆斯菲尔德展示了他毕生好与对手针锋相对、挑战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假设的倾向。他似乎不会彬彬有礼地装糊涂、绕圈子、说车轱辘话这些常作为外交基础的本领。

    在华盛顿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贬低法、德及其领导统一欧洲的愿望。拉姆斯菲尔德说，尽管法国和德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但它们并不代表欧洲，而仅仅代表“旧欧洲”。他指出，随着原属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加入，欧洲的重心已经东移。“(如果)你们看看，欧洲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跟法国、德国站在一起，而是和美国在一起，”他总结道。这番话只有些许真实(有几个欧洲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和大量夸张(“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代表了从美国支持欧洲统一这一长期立场的重大偏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新政策——企图鼓励内部分裂——不是由总统或国务卿提出，而是出自国防部长之口。

    几周后在一次记者吹风会上，拉姆斯菲尔德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独自攻打伊拉克，用不着英国部队。“只要他们(英军)愿意参加……显然是欢迎的，”国防部长说，“要是参加不了，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他们用不着参与，至少在那个阶段用不着。”这些话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当时正极力以美国迫切需要老盟友的帮助为由，说服国会英国应该加入这次军事行动。那个月一直跟随英国首相的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下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对布莱尔的打击：“被英国传统的对手法国背后捅一刀是一码事。被大西洋彼岸的盟友踢一脚，被告知他在国内争取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的所有努力都是浪费时间，那可是另一码事。”在布莱尔半夜给布什打了两次电话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一份书面澄清，说他的本意不是他的话明确包含的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