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五角大楼开始向海湾地区大规模派遣空军、陆军和海军部队。12月24日的部署令签署后，又下达了若干部署令。军事力量的集结在接下来的十周内一直继续进行，直到伊拉克周围集结了大约25万美军，外加4.5万英军及 2 000  澳大利亚部队为止。

    到1月初，法国官员已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集结已远超高压外交的需要。美国在公开备战。这样的大规模武力集结看来确实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如果布什改变方向，不打仗就把部队调回国，他在国人面前就会显得很愚蠢，而美国在海外也会丢面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了一位高级助手到华盛顿私下会晤赖斯。这位助手，莫里斯·古尔道特·蒙塔内，警告说战争是危险的，有可能造成其他中东国家政局不稳，激发抗议的浪潮，使基地组织获得新的人员补充。赖斯逐项反驳了他的论点。她回应说，战争可能带来这些风险，但萨达姆·侯赛因还当权，还处在能威胁其邻邦的位置上，这样的现状同样不能容忍。

    1月中旬，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要求联合国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表面上是讨论恐怖主义问题。在正式会议上，德维尔潘只谈这个议题。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激动地发出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警告。他说：“今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军事干涉合法化。”外交战线已经划出；法国正式表明反对战争，并会否决争取联合国战争授权的任何企图。

    法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称为打埋伏。鲍威尔的助手指出，国务卿本以为联合国这次会议是谈反恐，被德维尔潘突然公开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决裂打了个冷不防。接下来几天，鲍威尔关于伊拉克的调门明显变硬，非但不谈武器核查的重要性，他开始坚持说核查无效。他预告了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并表明他将支持开战。

    新的传言开始猜测鲍威尔已转变为鹰派。这个说法在国内外都引起反响。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典型交锋中，一个中国记者问美国国务卿：“现在你在伊拉克问题上已经变成鹰派，说话和拉姆斯菲尔德如出一辙，请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鲍威尔的回答本可以对他的全部经历进行一次小结，但他反驳说：“用一个词的标签来框住一个人是很不明智的。”在法国方面，官员们断定鲍威尔利用德维尔潘事件作为采取强硬路线的借口。“科林·鲍威尔知道［开战的］决定已经做出，现在是向世界表明鸽派正在转变成鹰派的黄金机遇，”一位外交官说。

    实际上，鲍威尔从来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鸽派。那些认为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属于自由派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历史：他曾为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里根总统效力，他在入侵巴拿马决策中的关键作用等。在鲍威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至少与其他“火神派”人士一样相信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性。给人以鸽派形象是由于他非常谨慎，他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卷入时间长、伤亡大且代价高昂的军事干涉。但鲍威尔的基本理念是务实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通过避免另一场越战式的耗费巨大的冒险，他寻求的是保持并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鲍威尔确实曾质疑美国1991年对伊战争的明智性，并积极反对美国干预波斯尼亚。然而，2003年与伊拉克再次冲突的前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这些冒险，没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鲍威尔的军事专长使他了解，任何新的伊拉克常规战争都会以美国速胜而告终。

    除了他在战争问题上出了名的保留态度外，鲍威尔并不放弃大原则。他把自己看做解决问题的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并没有可代替沃尔福威茨班子那种美国是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的观念的全面看法。对赖斯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他也没有任何替代提法。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经常扮演好军人的角色。他可能在官僚体制里打打边缘性的小战斗，但最终又会支持他所服务的总统。这位总统想把萨达姆赶下台，而从军事角度看，入侵的最佳时机是一年的前三个月，趁中东的天气还没变得酷热起来的时候。

    鲍威尔已经说过他原则上不反对军事干涉伊拉克。他支持把联合国外交作为布什政府为武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在联合国协商的妥协是个模糊不清的东西。鲍威尔把联合国11月通过的决议看做争取国际支持在伊拉克更迭政权的一种手段，而法国及其盟友则把同一项决议看做战争和政权更迭的替代物。到1月中旬，妥协破裂了。法、德等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伊拉克动武。于是，鲍威尔开始转移重点。他明确表示，美国要和尽可能多的盟国一道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行动，但无论怎样，必须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