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了斯考克罗夫特与赖斯，这位老师与他精心举荐的女门徒之间在观点上如此巨大的分歧呢？如何解释老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中坚，为什么会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忠心于政府的反对派呢？

    斯考克罗夫特往往把分歧归结于国内政治。他认为，小布什及其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表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方法，能够吸引共和党保守派，他们是共和党的支持基础。他们试图从布什的父亲在1992年竞选失败中吸取教训。斯考克罗夫特对外交政策的关心远超过政治，但即使是他，在那次竞选失败10年之后，也承认没有给予共和党保守派基础足够的关注是老布什政府所犯的严重错误。

    然而，国内政治只能部分解释从第一个布什政府到第二个布什政府的变化。“火神派”对外交政策是认真的，并为其贡献了他们大半的职业生涯。他们正在改写半个世纪以来指导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正在干的远远超过了在国内政治中所必须做的，他们显然信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赖斯的一些同事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转变，反映了年龄差别和一代人的差别。按这种理论，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代表着上一代人，他们仍然信奉伴随了他们大半生的冷战时期的谨慎与克制。相比之下，赖斯及其一些助手，诸如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文·哈德利，是在老布什政府里获得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初经历的，那时，他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以年龄为基础的分析似乎是不充分的。小布什政府里起主要推动作用的还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三个人都不是在老布什政府时才声名鹊起的，而是更早，在尼克松—福特年代，几乎与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在同一时期。

    实际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变化反映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共和党内自70年代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尽管每个人都接受了冷战强加的限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当时就比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更渴望试探这些界限。他们不那么愿意接受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他们更渴望用美国的理念和军事实力与之对抗。

    除了这些长期的哲学分歧，又发生了“9·11”的猛烈冲击。确实，使乔治·W.布什的外交政策班子不同于他父亲班子的，不是他们在冷战中的经历，而是他们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的经历。当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分子打击时，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并不负责美国的安全，负责的是“火神派”。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在政府的工作几乎完全在冷战结束以前。而“火神派”的突出特点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横跨这个重大变化的前后。对“火神派”而言，冷战的结束只是故事的一半，恐怖主义是后来的年代中最主要的主题。这造成了对未来看法的显著不同。例如，在1990和1991年那些事件的基础上，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可以合情合理地把沙特阿拉伯看做美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而从小布什政府官员同样正当的观点看来，沙特阿拉伯的作用，充其量也是成问题的。1991年后的十来年，断断续续地发生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本·拉登和其他沙特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赖斯和斯考克罗夫特就那篇评论版文章进行了不愉快的交锋后，仍然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但自那时起，只要斯考克罗夫特打算写篇文章，都会事先通知赖斯；有时她会要求和他先谈谈。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许多个月之后，当乔治·W.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开始筹划在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建立一个统治伊拉克的美英临时当局时，斯考克罗夫特宣称，绕过联合国将激起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和敌意”。“我怀疑在任何现实的时间内把伊拉克改造为民主国家的能力，”他说。

    斯考克罗夫特，这位老布什的朋友和合作著书的作者，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美国最意想不到的高层持不同政见者，向曾与他一同工作并受他举荐的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官员和小布什推行的政策提出了明确挑战。在他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后，华盛顿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其他人注意到，他仍受到礼遇，但是距离却拉开了。当拉姆斯菲尔德之类的官员给前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们秘密介绍情况时，有时斯考克罗夫特并没有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