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斯坦福是现实主义鼓吹者的天下，这个学派认为，支配国家间关系的是对权力而不是对道德的考虑。赖斯接受了该学派的许多信念和假设，后来一直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她信奉现实政治，认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均势政治，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员中一位研究俄国问题的同事迈克尔·麦克福尔解释道。

　　她在1976年投票赞成卡特担任总统，但是在1980年，赖斯在认定卡特的对苏政策过于软弱之后，离开民主党的队伍，投了里根的票。“康迪一直比较保守，”赖斯在学术界年纪最长、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另一位斯坦福大学同事科伊特·布莱克评论道，“她对卡特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反应，使她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民主党人。从这时起，她便开始自认为是共和党人。”赖斯的父亲是共和党人，这部分是由于对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反感造成的，这些白人民主党人统治着南方，并且竭力阻止黑人投票。

　　但赖斯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她信奉现实主义，这使她有别于她在政府里的一位未来的同事保罗·沃尔福威茨，后者认为理想和价值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观点更接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而不是共和党内的里根右派人士。

　　的确，赖斯在当时并不为里根所擅长的对苏联的谴责所动。“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对冷战时期所谓的美国是一座‘民主的灯塔’的说法总有些怀疑，”赖斯后来解释道，“美国总统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把它归咎于讲稿写得太糟糕，太夸张。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美国充其量是个并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我的祖先曾经是属于别人的财产——都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在那些涉及人民有权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选择统治者的不朽的宪章名句里，是不包括妇女的。”但是，赖斯承认，她在1989年和1990年在东欧和苏联旅行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在她看来曾经像是陈腐的话，都变成了真理：尽管美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一直起着民主的灯塔的作用。

　　她受过无数次演奏会的训练，并擅长花样滑冰，因此她无论在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8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具备了形成个人魅力的全部要素，”麦克福尔说，“她有这种素质。就像比尔·克林顿走进一间屋子时的那种魅力。”此外，她似乎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大量的工作。在80年代中期，赖斯的一位研究生基伦·斯金纳，对赖斯承担了这么多耗时的工作和责任感到吃惊。赖斯同时兼任着她那个系的研究生办主任，斯坦福大学军控项目的助理主任，还要讲课和著书，同时她仍然在为母亲新近过世而哀伤。

　　对于那些曾与她共事的同时代人来说，即便是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些最初阶段里，人们对她的前途毫不怀疑。曾经得到共和党任命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80年代初结识了赖斯，他对一位同事说：“要知道，我们大家总有一天会在康迪手下工作的。”当赖斯来到华盛顿在里根政府的五角大楼任职的时候，这不过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职务。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一年仅仅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