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尼克松政府内，拉姆斯菲尔德在越战问题上是鸽派，在福特时期，他逐渐变成政府的主要鹰派人物。作为国防部长，他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阻止了缓和，使美国对苏政策强硬起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难堪，”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回忆道，他曾经担任过施莱辛格的助理国防部长，又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尔德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一个允许争论的问题。他对从1975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信奉的这些保守观点是否笃信不移？他是否仅仅在争取政治右派的支持？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拉姆斯菲尔德考虑的是以后竞选总统，”数十年后，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断言，“我认为他在给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边。依我看，这是战术和政治上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根据这种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在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结束越战的请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拉姆斯菲尔德暂时支持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基辛格的班子估计，反对缓和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另一个近期招数。

    然而，有迹象表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福特的国防部长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更广泛持久的观点变化。至少从1973—1974年间担任驻北约大使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对苏政策上越来越倾向更强硬的观点。当时担任军控和裁军局局长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大使期间访问了布鲁塞尔，他发现，仅仅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当无礼，”埃克雷回忆道，“我是军控负责人，他不喜欢军控，甚至在当时就不喜欢。”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欢缓和，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在华盛顿联手抵制了基辛格的军控政策。

    不论拉姆斯菲尔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后期信奉的鹰派观点后来证明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派犯了错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1975和1976年反对缓和不仅仅是一时所为。几十年来，拉姆斯菲尔德一直主张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他深深地怀疑军控和其他形式对苏妥协究竟有什么意义。拉姆斯菲尔德在前后左右、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段已经结束。此处两个换段福特政府的档案可以证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娴熟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削弱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对基辛格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民主党主要批评者杰克逊，详细质询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观点。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也就缓和提出非常尖刻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谨慎地应付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任命获得通过。

    对多数被提名的人来说，故事到此便结束了，但拉姆斯菲尔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听证会结束时，他将一份听证过程的副本外加一张请总统特别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条直接交给了福特。这些段落包含了前几任国防部长对基辛格不让他们参与军控谈判、被剥夺了亲自向总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不满。杰克逊问道，国防部长为什么被贬低到在国家安全机构里面给基辛格唱配角的地步？他们为什么只能向基辛格提交备忘录，然后由他再改写进他的“意见文件”？拉姆斯菲尔德告诉福特，参议员们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对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运作的一种关切……我认为，要使国安会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做出最大努力”。拉姆斯菲尔德的潜台词十分清楚：总统不能让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罗夫特把国防部长们排斥在决策会议之外。

    宣誓就职几周后，拉姆斯菲尔德便成功地使基辛格企图与苏联谈判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搁浅。基辛格试图获准向莫斯科提交一项新的军控建议。拉姆斯菲尔德设法将建议搁置了几个星期，并提出要更仔细地研究。“他［拉姆斯菲尔德］实际上允许和鼓励让官僚机构的程序搁浅，”基辛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