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很快在康奈尔发展了一个以“碲化物协会”为核心的学生网络。沃尔福威茨是其中一员。这个“碲化物协会”的其他成员在不同时期包括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总统候选人艾伦·凯斯、情报专家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还有中亚问题专家查尔斯·费尔班克斯。许多年后，在里根政府里，沃尔福威茨聘用了康奈尔“碲化物协会”网的几位成员参加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班子。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一些康奈尔大学校友，继续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布鲁姆，希望按照传统价值和理想，去理解华盛顿面临的困境。

    布鲁姆与仍在康奈尔讲授数学的沃尔福威茨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比较尴尬。在《拉维尔斯坦》一书中，贝罗描绘了一个名叫菲利普·格曼的虚构人物，他是拉维尔斯坦从前的学生，后来像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样，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小说里，格曼的父亲是和拉维尔斯坦同校教统计学的教授，很像真实生活中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和布鲁姆。

    “格曼在学术界的父亲坚决反对菲利普选的拉维尔斯坦的讲座课，”贝罗写道，“受尊敬的政治学教授告诉老格曼，拉维尔斯坦太爱标新立异，他诱惑和腐蚀了他的学生。‘有人告诫一家之长，要小心那个同性恋色鬼，’拉维尔斯坦说。”⑤(布鲁姆是同性恋，这一事实是贝罗在书中首次公开披露的。他的一些学生认为他的性行为是个谜。“就像是‘别问，也别说’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告诉一个来询问布鲁姆情况的采访者。⑥)

    沃尔福威茨认为，小说家的描述有失准确，要么就是部分根据布鲁姆其他一些学生和他们的父亲的故事拼凑的。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他想到他的父亲和布鲁姆互相之间既提防又钦佩着对方。布鲁姆认为，大脑的一生代表着最伟大的活动，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常常在康奈尔的四方院子里连续数小时在沉思中踱步，没有一支笔或一张纸来帮助他，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但是，老沃尔福威茨研究的是数学，布鲁姆研究的是政治理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根本看不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看不起研究这些的人。布鲁姆刚好是这个子集的一分子。⑦

    布鲁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架构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家的门徒和普及者。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人，在纳粹镇压中离开欧洲，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布鲁姆的许多理论——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来弥漫着现代知识界生活的相对论情绪——都是直接来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布鲁姆曾在施特劳斯手下做过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题献给了施特劳斯，曾经把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相遇说成是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刻”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