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为命”，有多少伴侣能？（设计台词）

    小依：
    在上回给你的信上，我说杨振宁和翁帆“是快乐的、幸福的”。好几个朋友——有年轻的，有不太年轻的——后来都当面质问我说：“是真的吗？”大家似乎无法相信他们会真有感情。
    我说：“当时他们的确给我这个感觉。请相信我，看人我有一双‘利眼’。两个人要合不来的话，一个厌恶的眼神、一个无奈的表情或一个不情不愿的肢体动作，就说得清清楚楚，要盖也盖不来。”
    那个星期六的早上，在丽嘉登酒店的咖啡厅，我有一个半小时和他们在一起。为了抓紧时间跟他们谈话，我连六星级酒店的早餐，也敬谢不敏。那天我们谈了很多，谈东方教育、西方教育，谈他借名给南大的优秀生课程，谈现代年轻人不再耐烦刻苦做研究，谈他那次“宁要比尔盖茨，不要诺贝尔奖”的误解；谈新加坡、谈李光耀、谈爱因斯坦、谈潘国驹，杨振宁谈得特别起劲，翁帆坐在旁边也无不耐烦的神色。
    谈这些严肃话题，杨振宁不时把翁帆拉进去说：“谈起代沟，我和翁帆在一起后，使我对中国像她这一代的年轻人熟悉起来……翁帆在我们结婚前，和几个朋友背着背包到内蒙古草原去，这是需要胆量的。年轻人肯面对大世界的勇气，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直到后来潘国驹说时间到了，要让两位出去兜风。我才紧张地说：“不行，今天我最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最少要再给我10分钟。”原本已经站起来的杨翁，还是挺合作地再坐下来，并且爽快地谈了这两年他们快乐的婚姻生活。
    两人就像一对好朋友那样，兴致勃勃告诉我一起涂改徐志摩的诗，一起在博物院外面玩“心灵相通”的游戏，还有互相出题给对方做的生活趣事，好让我拿回去交差。
    我后来观看摄影同事给他们拍的照片，看到他们两人灿烂如花的笑容，让我最有成就感。作为一个记者，我的提问，能够让面前的新闻人物谈得这么高兴，谁说不是乐事？
    离开时，摄影记者拍了两人十指紧扣，牵着手慢步走向电梯的正面和背面照片，我怔怔看到“相依为命”这四个字。
    有多少伴侣能？

    潘星华
    （2006年7月29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