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前后少年杨振宁摄于清华园。

    （本文为节选）

    西南联大时期的两位恩师：吴大猷和王竹溪

    在西南联大的六年对杨振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特别是两位恩师。

    大学四年级做学士论文时，杨振宁遇到了对自己产生最大影响的恩师——“后铀元素之父”吴大猷。“我请他做我的导师，吴先生便给了我一篇英文文章——《群论与分子光谱学》。吴先生当年就把具有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中国，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我非常幸运，在大学还未毕业时就经吴先生引导，钻到这里头来，这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吴先生，就没有后来的杨振宁。”

    两年后，着手写硕士论文的杨振宁又遇到了另外一位恩师，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王先生把我引到统计力学的领域，这也成为我后来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杨振宁表示，他统计了一下自己一生所发表的论文，其中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两位恩师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除了上述两位恩师，杨教授在演讲中还多次提到他亲如兄弟的好友邓稼先。这位中国的“两弹元勋”在艰苦的情况下，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成功发射鞠躬尽瘁。杨振宁说：“邓稼先对中国有重大的贡献。中国的氢弹是邓-于方案（于指于敏）。中国的原子弹设计的、签名的人是两个，是那个设计的组，组长就是邓稼先，副组长是周光召。邓稼先不幸在1986年去世了。很多人相信，这个可能与他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受到了过多的放射性影响有关。”杨振宁曾写了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题目就是《邓稼先》，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读过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汤川秀树得奖受到的启发

    杨振宁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这个是汤川秀树，汤川秀树是日本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他得诺贝尔奖金是1948年，1949年我去了普林斯顿以后认识了汤川秀树。我特别要把他的照片给大家看，因为这里头有一个与我有关系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杨振宁在芝加哥做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研究生都很穷。忽然发现报纸上有一个广告，说有一个Crossword Puzzle（填字竞赛），最高奖金可以得5万块美金。当时参加这种比赛的人多半是家庭主妇，杨振宁心想“我们要比这些家庭主妇本领大一点”，于是就和几个学生报名参加。果然两个月以后，主办单位来信恭贺他们，他们的分数是最高的。可是，还有一组人跟他们的分数一样高。所以必须要再来一个难度更大的填字谜以决最后的胜负。于是杨振宁他们又开始分工合作。杨振宁分的活是在Webster大字典里头，找5个字母的字，把它们都列出来。结果他就昼夜不停地在图书馆里查这个。一天，到了早上五六点钟，累得不行了，他想回去睡一觉。走到门口，看到一份《纽约时报》。杨振宁就把报纸拿起来，坐在沙发上，打开看到醒目的标题“汤川秀树得了今年的物理学Nobel Prize”。这一下，如醍醐灌顶，他问自己：“杨振宁，你现在在做什么！”


    三位偶像：爱因斯坦、费米和狄拉克

    演讲中，杨振宁提到他非常钦佩三位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费米和狄拉克。

    提起爱因斯坦，杨教授认为他和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他还特意展示了一张自己的儿子三岁时与爱因斯坦的合影。“在普林斯顿时，我们和爱因斯坦住得很近，但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很少去打扰他。不过我知道他每天散步的路线和时间，所以有天下午我带着儿子，在路上等待爱因斯坦，请他与我的孩子合影。”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就去世了，所以这张照片很珍贵。

    费米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核反应堆的人，1949年，他与杨振宁合作，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而狄拉克则在1928年写下了狄拉克方程式，就是这个方程式，医院里才能有“核磁共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