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夫妇与潘国驹（左一）、胡祖协

    原标题：宁拙毋巧--与杨振宁教授一席谈
    （节选）

    东方传统文化的孝道

    问：东方传统与西方传统对孝道的不同看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杨：我想，这是因为中国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儒家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伦常，而这伦常的观念里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绝对而永久的。这个观念如果你要骂它也可以，例如五四运动时有人骂它，共产党也有人要骂它，说这个是剥削者要利用它来维持他们的权益。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过伦常的影响却远超过了剥削人这件事。例如孝道，即超过了君臣关系，可是孝道的关系还是存在的，所以，它的影响不止是剥削人。

    为什么儒家把伦常看成是基本思想？我想这与社会的结构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比较绝对化，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动乱，而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结果，其一就是你所说的孝道，它把人与人的关系，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定义上变成绝对化，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统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不重要，但是它最根本的原则是从个人出发的。这点与东方的文化传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影响很大，一个在中国传统家庭长大的小孩，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其整个思维形式是很不一样的。最近五、六年，有许多移民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他们的孩子，有的是在中国长大的，有的是到了美国才出生的，他们自己也说，这两个不同地方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基本观念是不一样的。

    母亲的影响

    问：杨先生的母亲最近不幸在香港逝世，您觉得您母亲对您的为人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杨：我母亲与我的关系很深，因为我生下来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我父亲就到美国去留学。他在美国呆了五年，在我六岁的时候才回来。所以，我出生以后头六年基本上是与母亲单独在一起，因为我是老大。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不但没有受过新式的教育，也没有受过很多旧式的教育，她念过很短时间的私塾，她的看与写中文的能力都是自学的。当我年纪渐渐长大了以后来观察与了解她，我觉得她与许许多多旧式的妇女一样，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我感受很深。

    我想，她们的做人态度与美国人的做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丈夫、孩子来出发的，而这个观念是绝对的，她从来不怀疑应把丈夫与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对她来说，这是绝对的一件事。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情变成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力量，我从我母亲身上看出了一些礼教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件复杂的事，用在一个家庭或一个人身上是好的；但是，用在整个社会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它是有优点的，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因为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说这是愚忠，我想也不是错误的。不过，愚忠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用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你问我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个。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复杂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在美国住了40多年，比我在中国住得久些。美国长大的孩子，选择很多，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便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反而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复杂化后可以变成悲剧，这样的例子很多。

    （文刊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