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新加坡丽嘉登酒店。右起：翁帆、杨振宁、潘国驹、胡祖协、潘星华。

    原标题：世界在腾飞

    潘星华

     整个世界在过去40年至50年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些年，世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好，但一般讲起来都好，虽然速度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

    2006年7月8日早上，我在新加坡丽嘉登酒店，专访杨振宁和翁帆两人。当日中午，杨翁两位受邀参加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午宴，席上谈及中国学术界造假课题也附在后面。专访有部分已经刊登在7月9日的《联合早报》，不再重复。

    潘星华：欢迎两位到新加坡来，我们先谈谈南洋理工大学这回的“杨振宁优秀生计划”吧。
杨振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到新加坡来，经常去南洋大学。1990年还去过南洋理工学院（南洋大学为南洋理工学院的前身，南洋理工学院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这之后就没有来了，已经16年了。我想，以后会常来，因为南洋理工大学有了“杨振宁优秀生计划”。

    潘星华：南大用您的名字，为他们的优秀生计划冠名，显然是希望以您的成就，作为年轻人的楷模。

    杨振宁：这个优秀生计划用我的名字，南洋理工大学和潘国驹都曾为此和我谈过，我很愿意帮助新加坡培养杰出人才。现代年轻人生长在一个没有英雄、没有楷模的年代，所以把能唱歌的、娱乐的，都当自己追求的偶像。新加坡在几十年间经济起飞，发展得很成功，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经济好了，创造出来的机会多了，新加坡年轻人的兴趣、志向，不可能不受到这个环境影响。他们会发现做金融行业，可以很快很成功，那为什么还要为学术研究埋头苦干？于是，对学术研究，不管文、史、理、工，都没有太大兴趣。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不是只有新加坡才有，只是新加坡会比较厉害一点。

    我是1967年第一次到新加坡来，在70年代，常到新加坡来。90年代之后，没有再来过。我发现这16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得很好，亚洲经济风暴，好像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在几十年内能有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没有出现乱子，这怕是史无前例。整个世界在过去40年至50年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些年，世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好，但一般讲起来都好，虽然速度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

    例如这次，我们到美国去了一趟，去了两个月。我有两年没有去美国了，我发现美国房价大涨，中上层的人，现在都很阔气。因为当初用五万元买的房子，现在变成20万了。房子虽然还没卖出去，心里已经很阔气，一心想着消费。再加上现在中国产品销到全世界，都卖得很便宜，美国的物价不涨，人人有钱，于是大家都赶着消费，消费是繁荣的状态。

    前阵子，我们也去了欧洲。欧洲是老的文化，不像美国有那么多穷人，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新加坡是另外一种繁荣。我们下一站去马来西亚，相信情况也很好。所以，我想平均起来，整个世界变得很繁荣。在繁荣情况下，年轻人就想加入繁荣的队伍，于是就欠缺了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那种苦干精神。

    两个月前，我在广州，有记者问我中国该如何创新。我说了几句话，他们断章取义，结果引起很大的误会。这回你一定不要再写错。

    当时他们问我应该如何鼓励创新。我说，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创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当时我还没有提到新加坡。我说大家都极力提倡创新，但是要弄清楚有很多不同的创新。记得当时我讲有四种创新，一是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一是杜甫式的创新、一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一是任天堂式的创新。我说，这些都是创新，名字是一样，但是性质很不同。所以，必须注意这些不同性质的创新哪些对当前社会最重要。我说，对中国来说，比尔·盖茨和发明任天堂的创新，对当今中国是最需要的。我说，比起这些，得诺贝尔奖，反而不是最重要。结果，报纸出来，却变成我发表诺贝尔奖无用论。

    现在世界很多政府都注意科技发展，增加对科技投资，因此也创造了机会。新加坡政府这次支持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大赛在新加坡举行，就代表了政府要在科技发展上多做事。今天看到新加坡那么繁荣，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看过一出意大利的纪录片，叫《奇怪的世界》，它到世界各地取景，其中几个讲新加坡的镜头，还拍到新加坡的鸦片馆。从那时到现在，新加坡的转变，可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里面有很多人作了贡献。如果说新加坡有什么创新，潘国驹那样的创新就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