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20—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文件精神讨论了统一战线方针与军事行动计划问题。根据讨论情况可知，中共中央这时以“联俄联共”为分水岭，把国民党区分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两大类，仍旧把阎锡山归为“民族反革命”一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等为“民族反革命派”，“坚持反革命立场”，“反对联俄联共”。分析也承认，这一派内部也并不统一，没有口号，有些甚至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只是“其作用在瓦解抗日战线”。

    除此之外，一切“联俄联共”者，均可视为“民族革命派”。但他们中间仍可分为三类，右翼不用说，“与蒋无严重区别”，重要的是中间力量，张学良就属于这一派。分析认为，这一派反对日本殖民政策，主张联俄联共，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但是这些人皆是民族改良主义者，都不相信中国自己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

    由此可知，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前此谈话中不主张反蒋，一方面也因为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军事领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这时对张学良的评价还并不是很高。在中共中央看来，自己真正的同盟者应当是“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这就是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军队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势力，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故“此为我们与反革命争夺的中心”。

    至于如何有效地争取同盟者，中共中央的认识很一致：第一，必须要高举抗日的旗帜；第二，必须要高举联苏的旗帜。

    当然，对于这时的东征抗日问题，毛泽东也作了专门的解释，说明我们提出“全国红军集中河北”的口号，并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寻日本人开战。他指出：红军固然不怕与日本作战，也不必等到数量大了，新式武器到了手再去打日本。但重要的是，要想最终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非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不可”。在目前这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下，没有苏联的援助和参加，仅靠红军的力量直接对日作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直接对日作战，首先必须实现“红军与苏联接近，苏区与苏联打成一片”。故东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线”，“唯一的任务是取消卖国贼的资本，并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为联苏抗日做准备。

    李克农这时也赶到山西石楼，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毛泽东上述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张学良的一些说法讲的。把张学良排在“民族革命派”的第二类，反映出共产党人已经明确地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路人，同时又不满意他革命的不彻底和不坚定。但无论如何，中共中央这时已经把张学良确定为“革命派”，对他和东北军的政策自然与对“反革命派”蒋介石的政策截然两样。

    因此，红军对东北军，特别是与王以哲的67军，这时已经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被困数月之久的甘泉守军，在红军的引导下，终于实现了久已渴望的换防。王以哲电告肤施（延安）2000名守军粮草缺乏，毛泽东等立即致电中共陕甘省苏维埃“扩大群众卖粮草运动，尽量供给”，并电王可从鄜、洛大道送粮往肤施，“敝方沿途保护，不成问题”。于是，几天后，100余驮给养就顺利地从洛川运送到了延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