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想要取得苏联的帮助，张学良在1933年夏天旅欧期间曾多次想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他先是通过南京政府驻法公使与苏联大使联络，要求访苏，后又通过东北前抗日将领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结果全都毫无结果。苏联方面对张学良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张学良根本不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这时也曾秘密地派人接近过张学良，以探询张学良与苏联络的真实动机和背景。他们曾通过欧洲的共产党组织派了一名叫余斌的华裔英国共产党员，秘密了解张学良的情况。据余报告，他同张学良在一起住了整整一个月，张确实对苏联抱以极大期望。他甚至再三强调余应当到苏联去学习，为此他愿提供一切费用。

   要抗日，必须联苏，这一点张学良已确信不疑。可是如何能够使苏联政府改变对自己过去的印象呢？张学良对此竟一筹莫展。如何才能接通苏联，并使苏联接受自己呢？自欧洲回来之后，张学良只能寄希望于南京政府，如果苏联同意援助南京政府，自然也就援助了自己。可如今等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与红军交手受挫之后，他对此已深感绝望，如要等到南京政府真正完成安内与统一再来抗日，恐怕是河清无日了。因此，他不得不设想通过另外的途径来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转而寄希望于中共之帮助，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事情明摆着，在中国，中共是苏联唯一的盟友和同志，苏联可以不援助任何人，唯独不能不援助中共。如果中共愿意为其奔走，苏联或者会爱屋及乌，逐渐对他另眼相看。不过，张学良最初看来并不相信远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中共和红军会与苏联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即使在与陕北红军接上关系之后，他也仍旧把注意力放在上海，利用赴南京的机会，亲自前往上海，请李杜代他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组织或上海的共产党。很显然，他并不清楚，这时的上海早已不是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络的枢纽了。李杜的使命自然难以完成。


    不得已，张学良只好又反过头来求助于陕北的红军。特别是2月下旬外出期间，张学良注意到红军2月20日开始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打出的竟是“打通抗日路线”的旗帜，这更使他多少有些心急。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山西王”之称的阎锡山与张学良在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问题上颇有些共同语言，张正在努力争取得到阎锡山的同情并与之达成共识，以此来形成对蒋介石的政治压力。红军如今一打，自然会迫使阎锡山转而支持蒋介石的安内政策，这将使张学良劝说阎锡山的工作前功尽弃。另一方面，红军东征山西，势如破竹，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阎锡山5个团，俘虏1200余人，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永和六县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如果红军真的照其公开宣传的目的，全力以赴杀上华北抗日前线，难免很快与在华北的日军发生接触，结果很可能诱发全面战争。考虑到目前国民党各个实力派别的不同心态，若不能尽快接通与苏联方面的联系，此种作战能否引起全国范围的响应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颇难预料，那时情况或将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不利。这也是张学良急于在一周之内会晤中共领导人的原因之一。可是，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没有能够在3月5日之后的一周时间内见上面，这次会晤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竟整整推迟了将近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