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尚未回陕的情况下，王以哲除转电张学良外，无法具体答复彭德怀的电报。2月9日，张学良电告王以哲因事耽搁，不能立即返回，王以哲才复电彭德怀加以说明。15日，张学良终于返回了西安。而这次张学良恰好遇到了持有南京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受命接通国共两党中央关系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董健吾曾在中共中央上海特科领导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济难会工作。后专门联络租界巡捕房，负责“警报”工作。此时受宋庆龄之托，持孔祥熙财政部发给的公函秘密赴陕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从董健吾的口中，他得知南京方面其实也在秘密联络中共，力图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件事对张学良产生了不小的刺激。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时董健吾持财政部公函要求赴陕北苏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张随后即飞南京，亦经蒋证实董健吾确负有使命，“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十分明显，在张学良看来，南京方面既然可以与中共接触沟通，自己当然也可以如此做。张学良后来曾断言：正是这件事使其下决心与中共谋和，故认为“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但事实上，这件事与其说是共产党的策略，不如说是蒋介石的失着。因董健吾赴苏区转达南京和共意向一事，之所以被张学良看得如此重要，并牵动其心弦，其要害之处在于董健吾使命的弦外之音。既然蒋介石也要秘密谋求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自然没有必要为剿共而卖命。这不可避免地使张学良感到，其与共产党谋求妥协于情于理都无可非议。

    基于这种情况，张学良自然对与中共秘密商谈更加重视。还在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之际，他就迅速指示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要李克农去洛川面商大计”。同时，双方正式建立起电台联络，只是为保密起见，双方约定了各自主要联络人物的通电代号。

    2月18日，彭德怀得到高福源来电，立即通知仍在陕北的周恩来命李克农速去洛川。


    因此次谈判需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关系问题，对两天后即将举行的东征山西作战意义重大。为争取最佳结果，毛泽东和彭德怀于次日联名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明确要求张学良以华北事变为鉴，认清蒋介石卖国嘴脸，切不可心存幻想，与虎谋皮。其电称：


    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而）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则他胜幸甚。但对于蒋贼之阴谋暗算,切实严防。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望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