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于上层统战工作的进一步重视，表现在12月下旬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无论是会议决议，还是会前会后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都更加强调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当然，中共这时虽然已开始重视统战，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旧放在军事发展上，而不是统战工作方面。毛泽东即明确提出：当前“我们的总任务”应当是，“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而红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张学良与阎锡山，因为阎锡山“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两个主要敌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12月23日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在其军事工作报告中并没有特别强调敌军的统战工作，他所提出的下一阶段全部工作的内容，就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苏区。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为三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尽管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最初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但在会议上，多数与会者实际上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在会议决议的行文上，关于打通国际路线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先后顺序问题被规定为：拿“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联系起来。不论怎样理解，中共中央所设想的1936年的行动计划，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和战争计划。


   按照瓦窑堡会议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设想，红军在1936年2月5日以前至少要再扩充5000人的正规军、2500人的游击队；8月以前至少还要扩充22000人的正规军和4000人的游击队。与此同时，红军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地区，创立山西根据地。即使不考虑而后进军绥远、靠近外蒙问题，要实现它也是极端困难的。李德后来曾反映过类似的担心。他说：“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进兵山西，必然要集中全部主力，结果陕北苏区只有由少量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来唱空城计。不难想象，一旦陕北苏区周围几十个团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势，原有苏区难免陷落，如此则新苏区也不易建立，建立了也很难巩固。李德这时的担心，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只不过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这时对此并无太多顾虑。有人甚至认为“陕北苏区人少物质困难”，主力红军反正也不易久留，去山西进而转进绥远前途可能更有利些。而毛泽东固然清楚“陕西之保护，主要依靠赤少队”，难免会有部分损失，但他仍认为，为了便于扩大红军，为了“靠近苏联”，“部分损失不要紧的”，“应该忍受”。


    值得注意的是，和过去一般所说不同，与此后的实际情况比较起来，不仅毛泽东，而且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考虑整个1936年军事工作之际，最初都还没有把通过加紧开展敌军上层统战工作，减少乃至瓦解陕北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压力的策略问题，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这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上层统战工作更多地还是随机应变，即是在共产国际基本策略的规定之下，根据相关对象和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国共合作几乎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统战经验，30年代前半期中共强调阶级分野的做法，更使得统战工作几乎不复存在。设想中共中央这时因为有了新的统战政策指导，即能够立即主动地展开对国民党高层将领的统战工作，也未必合乎逻辑。在相当程度上，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在陕北之所以能够同张学良交往并取得重大成功，多少还是极为复杂的，甚至是带有某种戏剧性色彩的。而中共中央也正是在陕北的这段颇具戏剧色彩的经历中，才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了解到，统战工作可能具有怎样神奇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