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桂滋谈判的成功，使中共领导人更加看重统一战线工作。此时，红军直罗镇一役虽然大获全胜，东北军正面之师纷纷后撤，但其兵力毕竟相当之多，非各个击破不能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地对东北军实施分化瓦解工作，红军这时甚至不惜放弃可能的歼敌机会。就在红军准备再度围歼太白镇之东北军106师时，前受中共华北局派遣潜入106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了关系，向毛泽东等通报了106师师长沈克对于围剿红军颇多动摇的情况。故毛泽东等当即决定释放被俘之106师军官数名，向沈克办交涉，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决定“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只要沈克“同意反蒋反日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不仅如此，红军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态度，就主动撤去了对106师的包围，以示其诚意。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1月26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提议：“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
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考虑到扩大红军之需要，前方军事领导人对上述提议略作修改后，开始大量散发据此制定的传单，以宣传红军对国民党官兵的政策。其内容包括：

    日本强盗占领咱们东三省后，又占领热河、察哈尔、河北，并吞整个华北，并且进一步要并吞全中国，使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亡国奴！

    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欺骗压迫你们来打抗日红军。同胞们！还是与红军联合去打日本，还是帮助卖国贼来打红军，为日本作走狗，使咱们中国亡国灭种呢？

    同胞们！你们难道甘心让你们的家乡与父母妻子，受日本强盗的摧残与屠杀，使自己亡国灭种吗？

    你们抛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帮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来打抗日红军，得到了什么好处？

    要去打日本，就要大家团结起来，不替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作炮灰！

    要去打日本，就要和红军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立即派代表与红军苏维埃共商救国大计！

    要去打日本，就不打中国人民自己的红军，在与红军作战时，缴枪给红军，与红军打日本与卖国贼去！


    你们缴枪给红军们，无论是官长与士兵，红军一律不杀，要回家的发钱回去，愿留红军的按级任用，并享受一切同等红军的权利，自动哗变或拖枪到红军中重重奖赏，红军留心医治白军伤病官兵！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日甚一日，不仅整个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热河、察哈尔也先后落入日本人之手。到1935年，日本更进一步公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华北事变”，逼迫南京政府放弃对华北地区的统治权，蓄意吞并整个华北。抗日救亡，无疑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政党、各军队、各阶级、各阶层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时刻，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自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何况，红军此时面对的国民党军主力，正是当年不放一枪就仓皇丢掉东北老家，以后长期受到国人唾骂和良心谴责的东北军。中央红军还在同东北军在甘肃北部第一次交手时，就发现了东北军的这一特点。当时，红军前卫部队击溃了东北军骑兵一部，俘虏数十人，按照规定每人发两块大洋礼送回家时，俘虏们竟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早已无家可归。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东北军的官兵是很容易接受这种宣传影响的。正是利用这一心理特点，毛泽东这时甚至开始尝试着对东北军的高层将领做统战工作了。

    这时东北军调入陕甘参加剿共的部队共有4个军，即第51军（军长于学忠），驻守甘肃兰州、天水一带，下辖113、114、118三个师；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担任陕北苏区西南一线之攻守任务，下辖111、108、109、106、120五个师，其中109师已被歼；第67军（军长王以哲），担任陕北苏区正南方向之攻守任务，下辖107、110、117、129四个师，其中110师被全歼，107师遭重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驻守甘肃西锋镇一带，下辖3、6、7、10四个骑兵师。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105师）和两个直属师（112、115师）。鉴于第57军之109师被歼，沈克之106师动摇，毛泽东遂于11月26日径直写信给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委托释放的该军军官带往，劝其“勒马悬崖”，速与红军议和。这封信很能反映中共领导人这时对敌我力量对比和统战工作的看法，因此颇值得详细引述。该信称：

    红军为打倒帝国主义而战， 为打倒投降帝国主义之卖国贼而战，全国民众为红军之是赖，是以江西一军转战二万里，纵横十一省，红旗所向，当者披靡。既达陕甘，便可东进，不意张学良卖国贼之不足，又从而牵制抗日红军，进兵苏区，恣其蹂躏。敢告足下，此乃最大罪恶行为，环球之所共愤，通国之所不容，即东北军言，不但一切士兵不以为然，即中级下级干部亦多不以为然。不信请看劳山、榆林桥两役，百零七师、百十一师所剩几何？然此犹谓非足下所亲见者。十一月二十一日直罗镇之役，足下亲率四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百零九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里，暂借陇坂聊定惊魂，险哉此役！贵军长有生以来未有之也。此其故何也？须知决不仅属红军之英勇善战，何立中、刘翰东之部属叛何立中、刘翰东而投红军，贵军长之部属叛贵军长而投红军，人人不愿打仗而愿缴枪，不愿打同胞而愿打日本，何立中努力挣扎，终究身伤命绝；刘翰东逃入鄜县再也不敢出城；牛元峰固守直罗土寨三日，士兵恨之入骨，终不得不束手就缚。此中消息，何不深长思之？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只当对足下及东北军各军师长一个严重警告，警告之不听，灾必及其身矣。古人云，见兔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及此改图，犹可以盍晚节，犹可见谅于国人，何况当此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全土，蒋介石、张学良继续卖国到底之日，举国痛愤达于极点，稍有人心，决不应自残同类而任四万万同胞鱼肉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之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今与贵军长约：（一） 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 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 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上述各条红军历来均如此宣言，如此实行，今再为东北军重言，以申明之。深望贵军长顾全民族大义，立即决策，接受鄙人提议，遣派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届时鄙人亦当遣代表到贵军接洽。时危祸急，率意直陈，勒马悬崖，是在明哲。

    毛泽东的这封信因董英斌很快被张学良撤职，当时未能发生作用。但中共中央与西北地区国民党高层将领发生关系却是由此开端的。只是，我们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中共中央基于抗日反蒋的方针，不仅不相信蒋介石有联合的可能，而且对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也丝毫不抱希望。很显然，从抗日和反卖国贼的角度，张学良当年统帅东北军不放一枪丢掉东北三省，如今又指挥大军围剿红军，在共产党人的眼里，其“卖国”、“反共”比蒋介石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当然没有联合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这个时候的策略明显的是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上述毛泽东给董英斌的信中，以及在12月5日给原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任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及其密友杜斌丞的信中，这种策略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在致董英斌的信中就直截了当地劝说东北军爱国将领和士兵与张学良分道扬镳。信中说：

    昔在报纸屡识台名，辽沈整军俨然重镇，居常窃念，以为董英斌者，或亦爱国健儿之亚。岂知沈阳变作，曾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人民欲战，军队不欲战；士兵欲战，官长不欲战；下级官中级官欲战，上级官不欲战。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张学良为保存自己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三十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不足惜，足惜者下辈青年将校乃亦随风而靡，良可欢也？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非与红军合作则必完全受蒋、张之宰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信称：

    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城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城先生。卧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当然，中共此时的统战政策尚在初步尝试之中，其对士兵乃至下级军官的争取工作历时已久，较有把握，但要争取中上层军官，特别是要争取联合那些高层将领和地方军阀，却尚无成功经验。这时的上层统战工作，在观念上明显属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范畴。而且，从信中的语气也可以看出，由于红军“聊一还击”、“略施警告”，就连歼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近3师之众，因而他们思想上对这些国民党杂牌军的将领，也多少表现出轻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