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孤立政策是建立在其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英国的炮舰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它能够对付和威吓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欧洲开始执欧陆均势之牛耳，他支持俄国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又利用英法矛盾使帕麦斯顿在普、奥对丹麦战争中陷于孤立。虽然帕麦斯顿威胁说他不能听任丹麦单独受到攻击，但事实上当普、奥联合入侵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时，他却默认丹麦任人宰割。这就表明欧洲均势开始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帕麦斯顿1865年的去世，特别是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争，标志着英国主导欧洲大陆均势时代的结束。从这时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英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向海外扩张，另一方面在欧洲开始调整它在结盟问题上的政策，在尽力保持欧洲均势的同时，由传统的超脱、不干涉原则，逐渐向寻求较为固定正式的盟友方向转化。

    尽管此时的英国政府并不像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么从容不迫、挥洒自如，但是英国也并没有因此丧失其固有的主动性。随着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于欧洲的中心地带，从而打破了大国之间旧有的力量平衡。俾斯麦精心编织的联盟网络，力图使德国成为新的力量均势体系的中心和欧洲均势的维持者，而英国对于大陆力量均衡的这种改组与重建，在一段时间内持消极态度。这一方面与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迪斯累利和索尔兹伯里交替主政下，忙于解决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殖民地等问题，无暇他顾有关；但另一方面，在英国人看来，由一个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取代原来四分五裂的众多德意志小邦，对于英国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那不仅会增强欧洲的均势，而且它将有可能充当一个抵制其两翼的俄国和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扩张的重要角色，从而减缓英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英国超越一般欧洲国家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全球的范围而非仅从欧洲大陆的角度看待处理问题,这种战略眼光也是它能够保持主动性的秘诀所在。

    俾斯麦下台之后，所有的大国都将目光转向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之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成为其他大国的众矢之的。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与法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同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与德国的结盟愿望也最终落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孤立已远非作为一种政策选择意义上的、有意识“置身于联盟体系之外”的孤立状态，而是一种孤家寡人、四面楚歌的危险的孤立处境。这里不仅有来自英国传统对手法国和俄国在非洲、远东、中亚、印支和中国的激烈竞争，而且有美国在西半球、德国在非洲和中东，以及日本在中国对英国利益的严重挑战。

    英国在如此空前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将何去何从？英国还能否保持它的主动性？应该说，此时的英国政府，或者说英式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将实用主义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英国在对其全球战略的每一个问题做出仔细评估后，妥善地处理了它同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和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英国对美国做出让步，以摆脱它在西半球战略上的不稳固状态；1902年英、日两国就联合对付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签订了同盟条约，减轻了它在中国的战略负担；英、法在经过法绍比危机剑拔弩张的较量之后，终于就殖民地问题的争端达成了妥协，并在共同努力避免因日俄战争而可能被卷入一场公开冲突的动机驱使下，于1904年4月缔结了两国协约；英、俄两国又于1907年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协议，决定共同携手抵御德国“向东方推进”。经过如此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调整，素来注重实际效果的英国适时甩掉所谓“超脱”的外衣，准备再次投入到继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更大规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