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总在弱势一方的砝码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英国经验主义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推动了英国社会的前进。经验主义、务实精神，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为英国的思想文化，甚至引导着英国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英国人讲求的是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而不是某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实用主义”。按照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的解释，实用主义如果运用得准确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利益上，接受铁打的事实。英国在欧洲立国最早、国力最强，它的活动天地在历史上最为宽阔，经验也最丰富。研究英国实用主义的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其独树一帜的崛起会有所帮助。

    英国实用主义思想有三点相互关联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基本点，即：力量均势、自由贸易和超然的地理优势。英国倚靠这三个基本点，得以在19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主动权。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在世界外交中的活动天地，不仅不能与19世纪相比，就是比起两次世界战争之间来，也大为缩小了。不过即使如此，英国外交仍有其特色。英国外交的总势均是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的主动，从不放弃表现主动性的任何机会。这种主动性，温斯顿·丘吉尔喻之为，英国这匹马的行动使人感到，即使让它纵辔而行，它也不会顺着某个方向狂奔而去。对于英国实用主义的经验，我们通过“这匹马”的一些行动就可见一斑：

    “孤立”的传统与传统的“孤立”

    英国被认为是一个长期奉行力量均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和平时期设法使自己避免卷入任何正式固定的结盟关系，以便在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从而使其能够执掌欧洲均势的牛耳，扮演一个“均势维持者”的角色。英国的这种政策是建立在它自己力量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即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无须固定的盟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战略目标。因此被称为“孤立”政策。把索尔兹伯里时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他在第三届（1887年~1892年）和第四届（1895年~1900年）外交大臣任期内的外交政策，称为“光辉孤立”政策。索尔兹伯里政策的要点就是试图使英国成为欧洲大陆均势的最重要制衡因素，在德、法、俄等大国中寻求精巧的平衡。他声称：“英国的政策是从容地顺流漂去，偶尔伸出船篙，以免触礁。”这几乎是对“光辉孤立”政策精髓的最贴切比喻。丘吉尔评价道：“从来没有一位外交大臣像他那样敏捷地使用外交船篙。”当然英国从来也没有强大到无需任何盟友就可以自行其是的程度，英国政府也从未有意地拒绝过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所谓“孤立”的关键是不订立约束自己未来行动的同盟条约，更不能为此承担军事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立”政策应解释为一种“有限责任”的政策，一种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这才是所谓“光辉孤立”的本意和实质所在。正如英国海军大臣戈申在1896年宣称的，“我们的孤立不是软弱的孤立或给自己带来蔑视的孤立。它是一种故意选择的孤立，是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按自己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讲，英国具有“孤立”的传统。早在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时期，这位国王曾让人给他画了一张肖像：他右手提着一架保持平衡的天平，天平的一边装着法国，另一边是奥地利；左手拿着一块砝码，随时准备添加在天平的某一边。亨利八世的国务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此人具有折冲樽俎的外交才能，在对外活动中常常出其不意地变换结盟关系，为英国对欧外交奉行的力量均势原则奠定了基础。亨利八世曾联合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逼迫在百年战争中获胜的法国后退，阻止它向意大利和周边地区扩张，后来他又反过来同法国和土耳其结盟，竭力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试图建立一个支配整个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大帝国的图谋。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则试图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保持均势。英国不仅从海上对菲利浦二世的西班牙帝国进行骚扰，而且还派兵到法国和荷兰援助那些同西班牙作战的部队。英国这样做并非出于热爱荷兰的起义者或法国的新教徒，而是正如伊丽莎白一世自己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均势至关重要。17世纪50年代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法、西之间的冲突，使天平向不利于西班牙的一边倾斜，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了同法国的战争，这对改变欧洲的均势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西班牙的相对衰落，法国势力迅速上升，英国、荷兰同德意志国家一起组成了对法作战的“大同盟”；并通过战争彻底遏制了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从而恢复和确保了欧洲大陆的总体均势。此后又经过奥地利王位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终于把法国从欧洲霸主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英国还密切关注波罗的海地区局势的发展，它的传统做法也是在这一地区保持力量均势，不让任何一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和取代它的最高仲裁者地位。

    总之，英国通过多年的外交与战争的实践，形成了以均势为特色的战略传统，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相互制约抗衡，避免使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的态度，但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它通常给予同谋求霸权的国家相抗衡的那一方以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支持，并根据英国自身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盟关系。正如英国史学家A·J·P·泰勒所言，英国决不在多少还不确定的未来承诺任何事情，而只有待事情发生时再决定采取什么方针。而促使英国采取某一方针的依据只有英国自身的利益。帕麦斯顿勋爵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这些利益才是我们应当遵循和追求的。”也正是由于英国人这种多变和实用主义的传统，因此他们也得到了与“小店主的英国”同样著名的另一个称谓——“背信弃义的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