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到了秋天，全国的治安形势迅速得到好转，我一直紧绷的神经也可以稍许宽松一下，但这时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已经不能坚持日常繁重的领导工作。

　　什么叫废寝忘食？尽管过去也曾时常经历，但在处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公安工作中，我是真正体会到了。经过那场风波的人都知道，当时从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是何等的紧张和复杂。由于中央出现两个不同声音，相当一段时间，使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的有些职能部门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谁都明白，作为保卫党和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机关，其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停顿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作为公安部长，我深感肩负的责任有多重！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除了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公安部办公大楼，时刻关注和及时掌握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动态，几乎每天，有时一天签发几个电报，向全国公安机关通报各地情况，分析形势，下达工作任务。要求全国公安干警明确方向，切实履行职责。我知道，我当时在公安部不论党组会上，还是机关干部大会上讲的每一句话，签发的每一个文件、电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的每一件事，提的每一个建议和措施，在当时的复杂斗争和非常形势下，它所起的作用和我要承担的责任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果是错误的，我将成为历史罪人！在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精神压力下，已经顾不上休息。

　　回顾我一生的政治生涯，每当遇到重大政治运动和风波，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形势多么复杂，我始终抱定一条原则，就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置个人生死名利于度外，认真履行职责，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我是这样走过来的，还将这样走下去，直到生命尽头。任何时候，我相信党，我对党是无限忠诚的；我也相信自己，党是完全信任我的。从参加革命开始，我就立下誓言，我的生命属于党，为了党的利益，奋斗终身。那场政治风波期间，我处在公安部长这个领导岗位上，面对异常严峻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承上启下，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如何审时度势，正确分析和判断形势的发展方向，如何沉着冷静地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坚定地完成非常时期的繁重任务，这些都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尽管工作万分紧张，我都能承受得了。而最让人焦心的是我当时面对政局动荡，形势混乱，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真正尝到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滋味，日夜不安的心境，真是难以言喻，也是旁人无法体验的。由于身心过度劳累，我差一点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由于健康原因，我多次向中央要求辞去公安部长职务，从岗位上退下来。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又多次劝我继续工作。

　　1990年春节后，70岁的我请假回杭州养病，拜访了住在杭州的陈云同志，谈了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准备再干了。陈云同志说，有病治病，工作不能不干。

　　1990年11月，得到中央批准，免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职务。

　　中央任命陶驷驹为公安部党委书记，我终于可以歇口气，身体也开始好转。后到广州并到珠海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

　　1993年3月全国人大换届，同时卸任国务委员。从此我正式离职休息。

　　后来，组建“中国警察学会”，我担任名誉会长；组建成立民间性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推选我担任会长。

　　在我离休之后，公安部确定我为撰写回忆录的对象之一。于是，自1999年7月起，由我口述，过去曾经担任过我的秘书的黄荣波、张德中执笔，冯耀南也参与个别章节的写作，夏仲烈负责策划并参加部分写作，还请了著名作家叶永烈同志帮助通稿和润色，前后经过五六年时间，终于在2005年6月完成这本回忆录初稿，后又经2次对部分章节进行调整、修改、补充润色，至2006年3月完稿。算是对历史、对人民交出一份答卷。

　　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中共浙江省委、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宁波市委、市政府、浙江省公安厅、省警卫局、省国家安全厅和公安部有关领导及办公厅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200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