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野心极大器量很小
"18号案"成为我的主要"罪状"。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对此也有记载: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引者注:即陈丕显夫人)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我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想不到过去的这些事情,成了今天专案组审查我的主要问题。我清楚,所谓我"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在那种形势下,再坐多少年监牢,也清洗不了了。但是,在专案组面前,我对过去看了江青匿名信的内容,参加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有关情况,始终闭口不谈。否则,我不是又在扩散"黑材料"了? 江青是一个野心极大、器量很小的女人。"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树为"旗手",权力大到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在极度膨胀的政治野心支配下,做起了女皇梦。她一方面极力吹嘘和标榜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革命家,另一方面又忘不了那块心病。她竭力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不能容忍有人知道她过去的丑事,谁知道她过去的丑事,对她来说就是大逆不道,绝不轻易放过。就连在上海时给江青的二房东当过保姆的秦桂贞,由于知道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事,也被打成"特务",长期监禁。为了彻底抹去她30年代的劣迹,"文化大革命"中她指令张春桥、王洪文,抄了上海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家,把当年与她有关的电影片、报纸、杂志、图片等各种资料,包括当年公安部组织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材料统统烧毁。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她是不择手段的。 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案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他们厉声道: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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