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进入1967年，造反夺权的声势不断升温，尤其是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后，各地纷纷仿效。
　　1月16日，温州造反派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3月初，温州造反派积极筹划，要召开3万人大会，把我列为温州地区"最大走资派"批斗。
　　这时，我已在地区机关各种会议上接受批斗。3月5日，我的秘书黄荣波以"飞雪迎春"（毛主席诗词一句，王芳原名春芳，双重取意）战斗队名义，在地、市委门前和温州主要街头张贴大字报，说"王芳是人民内部矛盾"，批王芳"干扰了形势"，群众中也有出于朴素的感情，说"王芳是保卫毛主席的"，众说纷纭。
　　这样一来，把批斗大会拖延了二十余天才开成。黄荣波也成了温州"二月逆流"、"三月阴风"的代表人物。
　　3月起，我便被安排到温州一中居住，由红卫兵管理，大女儿克美赶去，帮助倒水送饭。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宜之也住在一起。机关干部、群众都无法和我保持联系了。
　　3月31日，温州军分区第一次军管委员会成立，军分区第二政委张序昭为主任，温州水警区政委廖云台、温州军分区副司令汪国璋为副主任。
　　紧接着，5月1日，温州市造反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归属"省联总"，形成了两派，开始武斗。同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工人疗养院、省法院、华侨饭店（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关押的地方）到公安厅院内、米市巷看守所、劳改局，多处关押，接受批斗。
　　1967年7月10日，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进而占领地盘。公路和水上到上海的航运都中断了。又抢夺分区军械库武器、防化连火焰喷射器，直至拉走60、82迫击炮和120榴弹炮。街头设垒，展开巷战。
　　7月25日至8月11日，武斗引发大火，五马街、解放南路一带先后发生火灾11起，烧毁房屋24495平方米，受灾居民295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奉命进驻温州，9日，6299部队又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派，武斗进一步升级。6517、6299部队奉命救火，有班长、战士在执勤中伤亡。
　　8月12日，支左部队成立"军联指"，成为温州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8月15日，省军管会发布《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并为搞垮改组原温州军管会制造了舆论。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红军干部王福堂，被称为"王芳死党"，遭受残酷批斗。我又被押去温州一个星期，在市人民广场接受大会批斗，站在台上的凳子上，下面有解放军上了刺刀看押，栽赃妄加的罪名是"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温州地区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之一，1972年，批林整风时统计，因武斗死亡1018人。1974年"批林批孔"，又掀起一场武斗，王洪文亲自下令，捉拿"匪首"，真乃旷古奇闻。我在温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干部、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我一直深深地热爱着那片土地。现今，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东西终于重现了真相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