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香港的报纸、电视、收音机，以内地人“专业”的眼光来看，充斥其间的新闻多为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不了台面的。

　　比如，2002年1月2日，香港几家主要报纸的头条，报道的都是一男童被电梯拦腰夹伤送院的新闻。一个偶然事件，却被炒得沸沸扬扬，有的甚至不惜用整版的篇幅。

　　小童被电梯夹伤与特首的活动相比，孰重孰轻呢？香港和内地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在内地，各级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里，政府主要官员的活动差不多每天都占据重要位置乃至头条，官员们排着队亮相。如果有一段时间出现例外，特别是中央官员，外国人就该从政治上疑神疑鬼了。

　　在香港，会谈结束后，官员得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会谈情况，同时接受媒体提问；记者们也不会考虑给什么面子或是涉及秘密不秘密的事，经常是连珠炮似地对官员穷追猛打的诘问，想方设法要把“欲知而未知的事实”挖掘出来，告诉市民。如果会谈只是礼节性的，并无新闻价值，市民不关心，媒体不感兴趣，官方也用不着发布，发布了也没人刊播。

　　两地的这种区别，在港府的主要官员如特首、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到北京述职或商谈工作时，体现得最明显。活动结束，内地官员的“任务”即告完成；香港官员则要忙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早已守候在外急不可耐的记者们通报情况。

　　传统新闻理论讲五个W ，其中在“什么事”这个问题处理上媒体往往分寸不一，各自表述。表面上看是新闻观的问题，其实是对知情权认知上的差异：内地第一反应更多是保密，讲究内外有别；香港看重的是让市民知情，力求公开透明。

　　在内地做记者，以往是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格外的尊重，以“上级领导”的规格接待；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肩负着“宣传”的职能，把政府的方针、政策按“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传达出去；媒体至今为止大部分都是“事业单位”、公营机构，甚至是党政部门的一部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地位和作用仍岿然不动。

　　内地传媒的社会功能和香港就完全不一样。比如像“正面宣传”、“典型报道”、“经验介绍”之类的做法，是香港传媒所没有的。内地传媒的这种功能使“新闻”无形中带有了“广告”色彩，于是出现了也许只有内地才独有的一大奇观――“有偿新闻”――一些机构和个人纷纷在报纸和媒体的记者编辑前争宠，甚至不惜花钱“贿赂”――花钱不是去做广告，而是发“新闻”。

　　我刚到香港做记者的时候，不是很适应。首先是，过去被吃请的机会较多，在这儿忽然一下子没了。在香港参加新闻发布会，也都是完事就走人。据说，曾有内地企业来港招商，沿袭内地的传统，给与会的记者发车马费，岂料第二天就被见了报。这还算是比较客气的，真是检控行贿罪，根据香港法律，也是可以罪成的。据说自此以后，内地单位再到香港搞新闻发布，连稍微贵重点的纪念品都不敢发了。

　　在香港的媒体上，新闻是不可能用来进行赤裸裸的歌功颂德的宣传的。有一次，我们一帮朋友一起看内地的电视新闻，新闻中正好在谈一家企业的成功之道。朋友中的一个港人很疑惑地问我：“这怎么也是新闻？真要是“秘诀”怎能轻易透露给别人？”

　　香港的记者是全天候工作的，几乎没有节假日。我所在公司租用的信德中心，是“赌王”何鸿燊的产业，而“赌王”是媒体追踪的当然对象。在楼下的茶餐厅经常有带着相机、摄像机的记者们坐在那儿喝茶，而眼睛实际盯着电梯口。一旦这样，估计何老板就该很快在这一带亮相了。有时候，这些记者在那儿一等就是一天。

　　香港记者的敬业精神值得敬佩。有好几次我参加完活动出来，碰到好多香港记者在楼外架着摄影器材守候。原来，因为有名人出席，这些记者知道后跟踪而来，可没被邀请入场，只好在会场外眼巴巴地候着。台北市长马英九到港访问期间，他的活动从每天几时起床、穿什么衣服和鞋子、在哪儿跑步和打太极拳、和市民聊了些什么，一直到晚上几时关灯休息等等，二十四小时都有记者在盯着，并作详细报道。

　　记者在香港被称做“狗仔队”――似乎不太雅。但媒体无论大小，在新闻发布会上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是“大”媒体就可享受特权，得到某些特殊照顾。香港记者的提问一般都是封闭性的，切入点小，开门见山，敏感而刁钻，没有什么顾忌，常常让被采访者很难回避和回答。不久前，政务司长曾荫权到北京述职，受到当时的钱其琛副总理接见时，香港记者问钱副总理：“曾荫权的工作和陈方安生相比，怎么样？”陈方安生是曾的前任，在香港很有人缘；她的提前退休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说法也多。把他们俩做比较，是有些忌讳的，但由中央领导人做出评价，在香港是有卖点的，记者也就无所顾忌地直奔主题了。

　　回归以前和回归之后，从总体上来看，香港的传媒市场和舆论环境，并无大的变化。对此，欣慰者有之，不满者有之。

　　香港现有在政府注册的报纸45份、电视台4家、电台3家、期刊724份，另有10多家网络媒体，共有新闻从业人员1.04万人。 《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两家已占去香港报纸市场80%的份额，其他分享余下的20%。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记者在香港各行业社会地位的排名已由4年前的第三（仅次于医生和工程师）跌至第七，这次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护士、中学教师和警察。

　　不过，对香港传媒，社会不无微词。比如认为，香港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不够。有调查表明，七成以上人“对报章现时的操守有意见，认为问题的严重不仅止于‘私隐’，还包括失实报道、渲染色情暴力和夸张煽情”。尽管有这些见仁见智的看法，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是香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