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陆续撤离战场，开赴于都集结。有如破天的惊雷，一时间，“我们会去哪里？”成了人们见面后的相互招呼。中央事先没有流露任何风声，尽管大家都在猜测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将何去何从，但对红军转移的概念还是摸不透，更没想到命令发布得如此突然。

　　命令是从梅坑发出来的。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他的指挥，部队采取“甬道式”转移。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分别担任左右前锋；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和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因作后卫压阵；中间是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还有3000多副挑子的机器和文件。难怪有人把红军的这次转移称作：整个国家走上征途、搬家式的大迁徙、共和国被驮上马背……凡此种种。

　　中央机关又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军委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纵队，它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党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都在这个纵队。康克清和李建华也被编在了第一纵队，一个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一个作机要员。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以及工会、青年团、卫生部门等编为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和邓发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和政委。它是一支极为庞杂而笨重的部队，集中了队伍中所有的老弱病伤者，还有凡能搬运的全部家当。蔡畅、刘群先、刘英、金维映、陈慧清、李坚真、甘棠、蔡纫湘等身体相对较好的女人，分配在二纵队司令部担任宣传、巡视、民运等工作；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钟月林、谢飞等身强力壮的女人分在了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多数伤病和怀孕的女人，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

　　再见！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