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志明老人回忆：当时常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只有两位同志，一个是毛岸英，一个是高瑞欣。机要员杨志明办公的地方离作战室只有十来米远，凡是机要处送给彭德怀的电报都要由毛岸英签收、呈阅、保管。彭德怀阅处后，这些电报按规定如数退还机要处登记焚销。

就是从这时开始，杨志明与毛岸英走到一起来了。因为有了这样特殊的工作关系，机要处的同志和毛岸英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但大家在交往中仍十分拘谨。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儿子，这在机要员当中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十月底的一个上午，志司机要处的同志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毛岸英带着已处理完的电报，来到机要处办理清退手续。正在清理电报的杨志明看到毛岸英来了，赶忙让座，指着一堆电报稿说：

“毛主席日理万机，还要亲自给志司起草电报，太辛苦了。我算了一下，毛主席在八天之内发来二十九份电报。”他拿起登记册算给毛岸英听，“二十一日发来四封电报，二十二日两封电报，二十三日四封电报，二十四日两封电报，二十五日五封电报，二十六日六封电报，二十七日三封电报，二十八日三封电报。”

看到毛岸英来了，机要处的同志都习惯地站起来。人们崇拜毛主席，对毛主席的儿子也就格外尊重，甚至有一种神秘感。因此，在毛岸英每次问话时，大家都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站着回答。后来，还是毛岸英自己把这种拘谨的局面给打破了。

一天中午，大家刚刚端起饭碗，毛岸英拿着文件包又来到了机要处。这些本来还在说说笑笑的年轻人，突然间嘴巴好像被贴上了胶布，一点声音也不出，甚至连饭都不知道怎么吃了，心里都盼着毛岸英办完事快点离开。

谁知毛岸英不但没有走，反而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目光在大家的脸上扫来扫去。就在大家局促不安、不知所措的时候，毛岸英先开口说话了：“同志们，你们看我长得怎么样啊？”

毛岸英这一问，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说什么好。就在大家尴尬不语的时候，毛岸英微笑着说：“我不是青脸红发面目狰狞的怪物吧，大家为什么老躲着我呢？”

这时大家才明白毛岸英问话的用意，性格直率的杨志明脱口而出：“毛秘书长得很帅呀！”

毛岸英虽然不像他父亲那样气宇轩昂，却也是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膛，英姿挺拔，眉宇间透着一股灵气。他说自己的个头像父亲毛泽东，而脸膛像母亲杨开慧。毛岸英热情、粗犷、豪放，待人坦诚，有点像俄罗斯人的性格，可能与他曾经长期在苏联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见沉默的气氛已被打破，毛岸英高兴地说：“这样多好啊！咱们都是战友，你们不要把我当外人。以后咱们多接触，多交谈，互相熟悉了，才不至于多少年后把同一条战壕里出生入死的战友给忘掉了！”

杨志明连声说：“那是，那是！”

杨志明，一九三一年出生，黑龙江省肇源县头台镇人。这个农家子弟只读过两年书，但学习成绩特别好。他十五岁时参加了学校工作，是土改工作队的骨干。一九四八年随南下大队到新解放区工作，后被东北军区机要学校选中。一九五〇年毕业后，被分到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部任译电员，入朝后在志司机要处任机要员。

毛岸英发自肺腑的一番话，令大家感动不已。一个团级干部、领袖的儿子能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和蔼可亲，实在难能可贵！从此以后，机要处的同志和毛岸英就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毛岸英平时与大家说说笑笑，可工作起来十分严肃认真，特别是在遵守机要工作纪律方面更是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他是彭总的机要秘书，但每次取送电报，却从不迈进“机要禁区”译电室半步。每当遇到译电员翻译电报，他也从来不问不看。这些，都令机要员们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