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从父亲那里得知组织上已同意他去工厂工作的消息后，兴奋得一宿都没有睡好。其实，他早就有下基层、去工厂的想法了。这个热血青年秉承了他父亲的执著和坚韧—— 一旦决定了要做什么，就百折不回、九死无悔。比如他当年参加苏联红军，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岸英和岸青兄弟俩是一九三七年进入苏联学习的。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法西斯武装侵犯苏联，毛岸英曾组织和他一块儿在伊万诺沃学习的中国学生以砍木柴、种蔬菜、缝军衣、挖战壕等劳动支援前线。仅仅这样，他觉得还不够，还没有尽到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义务，因此第二年他先后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要求上战场。信发出后，等了很久不见回音，据说是因为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们参战。在写了两封请战书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毛岸英找到了来儿童院视察的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并说服了这位将军让他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一九四三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他头戴坦克帽，胸挂报话机，穿越了东欧好几个国家，一直攻到柏林。

现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在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毛岸英觉得自己应该到基层去，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干点具体工作，一方面直接为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出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生产第一线锻炼自己。两个月前，毛岸英随李克农部长到苏联执行任务，回来后曾去看望在苏联儿童院当教师的韩铁声。韩铁声是毛岸英在苏联读高中时的老师，也是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介绍人。师生相会，格外亲切。当韩铁声问他的工作情况时，又勾起了他要下基层的念头。

“我现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给李部长当秘书。参军、下乡、搞土改，我都干过了，就是没去过工厂。”毛岸英不无遗憾地对韩铁声说，“我们的同学蔡博到鞍钢工作去了，我也想到工厂去锻炼锻炼，当当工人。”毛岸英期待地看着韩铁声，想听听他的意见。

“那好啊，到工厂当工人可以最直接地接近群众……”

没等韩铁声说完，毛岸英就喜出望外地拍起手来：“伊万老师，还是你理解我。你同意啦！”

看着岸英那稚气可人的样子，韩铁声微笑着给他泼了一瓢冷水：“看把你乐的，我同意有什么用，这是组织上的事。你和蔡博不一样，恐怕得中央组织部批准才行。”

是啊，韩老师又不是组织部的人，他同意有什么用呀！毛岸英蔫了。转念一想，对了，找帅孟奇妈妈去，她为人慈善，又特别能理解人，肯定会同意我的请求。

帅孟奇当时在中央组织部任职，又是革命的老大姐，中央机关的同志都很尊重她。毛岸英找到帅妈妈，硬缠着要她帮助自己从中央社会部调出来，下基层工作。帅孟奇不点头，他就三天两头跑去泡蘑菇，大道理小道理讲了几箩筐。

其实，帅孟奇也觉得毛岸英说的有道理，要求也并不过分。她考虑的只是，毛岸英的工作安排不是一个普通干部的调动问题，必须经过毛岸英的顶头上司李克农同意才行。谁都知道李部长是个惜才如命的人，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走毛岸英呢！于是帅孟奇给毛岸英出了个主意，让他去找周总理谈谈，只要周总理点头，这事情就好办了。

毛岸英真的向周恩来提出了下基层锻炼的要求，后来又向父亲提出了想去工厂当工人的想法。本来是心怀忐忑，孰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完全支持，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安排他到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总理亲自安排，李克农当然不好再反对，不过李克农说这不算正式调动，不转行政关系，只是下放锻炼，人还是属于中央社会部的。

尽管这种调动不够完全彻底，毛岸英毕竟实现了下基层锻炼的目的。八月中旬，他把一床军被、一床褥子和实行供给制发给他的两套单衣打成一个简单的行李卷，放到自行车的后架上，准备到机器总厂上班去了。

临行前，毛岸英对妻子说：“思齐，我准备长期在工厂工作，也许永远就搞这个工作了。过去我没到过工厂，对工人阶级了解得很少，今后我要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支持你，到工厂里锻炼锻炼，对一个人的政治成长有好处。”刘思齐把岸英送到大门口，“岸英，你吃住都在工厂，一定要按时吃饭，不能太熬夜，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放心吧，年纪轻轻的，哪有那么娇气！不过，你也要注意身体，你刚刚做了扁桃腺手术，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当心发炎啊！”

“没关系，我会注意的。”

毛岸英看着还在上学的妻子，满怀期望地说：“思齐，等你毕业了，也要下基层，从工人做起。希望你也能学点技术，我们互相有个配合，好吗？”

“好，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