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物色和派遣的一批特工人员，包括郭善堂，只限于我们5人掌握。而且不上文件，不留文字，这是当时特工工作性质和斗争环境决定的。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工作情况不管有多么复杂，也只能全部记在我的脑子里。战争年代的特工工作纪律和制度是极其严格的，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恶果。特工工作的任何任务和问题，不论是要研究讨论，还是要请示汇报或者传达布置，只能凭脑子记忆，口头表述，不能用文字记录。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习惯。解放以后，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年轻干部，问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记忆力还这么好，感到有些奇怪。我想，大概与过去年代里的锻炼有关。 

    郭善堂的担心是正常的。经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你这次去的地方是泰安，因为那里是日伪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去后赶紧办好两件事，一是找到联络人，二是要取得合法身份，就是要搞到良民证。”我对他说的联络人，就是过去曾经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工作过的，后来因年迈体弱，被精简回家的马达、何士卿，还有侯希机。侯希机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在泰安日本洋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靠得住的几个人。我还对郭善堂说：“这次给你25天时间，到时必须回来报告情况，否则就当出师不利，你遇到很大麻烦，可能被敌人逮捕，甚至牺牲了。”并告诉他，下次碰面地点就在我家东都镇，接头人就是我五哥王春风。 

    当时我五哥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尚好，日本人和伪军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喝酒。他暗中却是我们敌工部的特工干部，利用他公开身份和时常接触日伪人员的有利条件，为我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收购炸药、军用药品，还担负八路军游击队过往人员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深夜，经我五哥的联络，在东都镇不远的吴家楼子，与郭善堂见了面。 

    我紧紧握住郭善堂的手。他像久别回家的小孩，瘦黑的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他已找到了三个联络人，领到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天夜里，就在我家和郭善堂一边喝酒，一边小声交谈着。至于这20多天里，他如何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遭到日伪军的多次搜查和盘问；如何在夜间露天挨冻受饿，几乎饿死在躲避敌人的山洞里；如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联络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我对他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敌人的特务机关，长期隐蔽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同魔鬼打交道，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学会在生活中演戏，而且天天演，月月演，不许卸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知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郭善堂说。 

    “这危险，不仅来自敌人方面，甚至可能来自咱们自己人。”我说，“你想想，要是你装得不像，露了马脚，马上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你装得很像，必定会引起群众误会，轻则在背后骂你，甚至会对你采取敌对行动。” 

    “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郭善堂笑道。 

    “可不是嘛！不过党组织信任你，你一定要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克服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坚持下去，坚持到战争胜利！”我还嘱咐小郭，“你休息几天以后，就回泰安去。以后你就不要回咱们这边来了，有事情要联系，就到东都镇找我哥王春风，我也可以去那里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