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我知道这时干部和家属的眼睛看着我，等我作出决定，景宜亭和马冠三不熟悉周围地形，也急切地催我赶快下决心。千钧一发，事不宜迟。而我作出的最后判断是错是对，关系着千余人的生命。有几个胆子小一点的干部家属紧张得哭出了声来，有人在轻声安慰他们。这些家属和女同志绝大多数没有打仗的经历，遇到这种情况，难免非常害怕。这时我一再告诫自己，必须镇定和冷静，绝对不能盲目指挥。如果我选择的突围路线错了，我们这个1000多人的队伍，很难在敌人枪口下脱险，难免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我17岁入伍，4年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危急的任务，压力是很大的，但我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我仔细地看着地图，脑子在迅速思考着、比较着。最后我把突破口选在大王庄的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大河，地形开阔，冬季水较浅，可以渡过去。我估计敌人不会在那里设埋伏，很可能是个空隙地段，因为我当时考虑敌人这次“扫荡”重点是山区村庄，他们会认为只要守住道路村庄，占领山头就行，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大河过去。 
    我的决心一下，大家立即行动。 

    河水冰冷刺骨，河中间有两三尺深。河面有六七十米宽，开始时卷着裤腿，但很快被浸透了。男同志扶女同志，体强的帮体弱的。我在队伍中间，一边蹚着水，一边轻声鼓励大家。只听到哗哗的涉水声，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前进。到对岸了，大家拧着湿透的衣服裤子，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我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内心稍许安定了一些。但我清楚，敌人离我们路程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我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这里依旧很危险，不能停留，加快速度，直奔黄豆山。我们跑步行进，家属和女同志跑在队伍中间，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路。这时大家不仅不感到冷，反而额头冒出汗了。 

    上了黄豆山，太阳出来了。我们千余人安全突围，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个掉队。尤其是家属们，虽然受了惊，吃了苦，这时显得特别高兴。 

    不久，在芦山被打散的纵队敌工部的一部分人，通讯营的两个连，还有反战同盟的全体人员，包括10来个日本人，也跑到山上来了，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们吃惊地问我们是怎么来到山上的？我们告诉他们突围的路线时，敌工部通讯营的营长说，你们如果走别的任何一条路，肯定全军覆灭，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盯上你们了。你们虎口逃生，真是好运气。 

    这时还得知，纵队后勤处的一名科级干部带领10几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突围，隐蔽在芦山脚下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天黑再走，结果被日本鬼子发现包围后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我说大家绝对不能麻痹，我们还没有最后脱离敌人包围圈。但是不少人经不住两天紧张和疲劳，随便躺下睡着了。我毫无睡意，依旧百倍警惕地注意四周的一切动静。我反复考虑选择一条路线，如何安全地把千余人带出敌人包围圈。 

    在山上紧张地过了一个白天，我决定晚上向太、泗、宁地区转移。因这一带的地形和地方政府我都熟悉。这里是平原，我们沿着太、泗、宁公路一侧小路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向。天亮前，我们到了下峪。这里有上峪、下峪两个村庄，村民同喝一口井水。由于我们队伍中日本反战同盟的几个日本人要睡觉，我们就安排他们住进老百姓的家。这几户老百姓听到这几个人讲日本话，第二天早晨到上峪打水时说，下峪被日本兵占领了。当时上峪有秦启荣的部队，一听下峪有日本人，吓得立刻跑了。如果秦启荣这个反动顽固分子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我让大家在下峪稍事休息，天一黑，赶紧上路。紧急行军一夜，全体人员到了马头庄。这里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二团的部队就在离马头庄不远的查河一带。马头庄在平甫山的半山腰上，在山顶放两个哨，可以监视远处孙村伪军和张庄煤矿、新汶铁路的敌人活动情况。因此部队暂时驻扎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安排好队伍，和马冠三、景宜亭商议了一下部队紧急事项，我立刻骑马赶到二团驻地。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还有副旅长胡奇才见了我很高兴。他们吃惊地问我突围的情况，并告诉我，纵队和旅领导及部队都已成功突围。我一直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讲了十来分钟带领旅机关安全突围的经过，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几宿没有好好合眼了，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一松弛下来，困意就挡不住了。他们把我搬到一张板床上，总算美美地睡了一个舒坦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与此同时，二团派人去马头庄与马冠三、景宜亭联系，迎接全体人员胜利突围。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中，我根据地遭受巨大破坏，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马牧池一村，曾遭敌三次纵火，沂水南寨村仅130户人家，青壮年被敌人抓走80人。但是，根据地人民群众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敌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发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无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