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惶逃亡，却逃不过法网恢恢
粟森意识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回国。于是，粟森把谭一虹的尸体藏到了衣柜里，用衣服遮挡住。然后，粟森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离开了这个租住了2个月的家。
粟森用信用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了1000多加元，买了10月6日到北京的机票。他不敢再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只好住在一家旅馆里。为了防止别人认出自己来，粟森还专门到一个自己去过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假发套。因为有命案在身，心力交瘁的粟森每天提心吊胆地躲在小旅馆里，时刻担心警方会马上查到自己。
回国之前，为了迷惑赵雯拖延时间，粟森给赵雯打电话说：“我们今天和同学一起租车到外地旅游去，你给国内的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别着急，我们10月6号就回来。”同时，粟森还给自己的侄儿发了两个短信，让侄儿转告自己的父母，他和谭一虹去外地旅游，过几天就回去。
2004年10月6日，粟森仓惶踏上回国的飞机，10月7日回到了北京。当飞机滑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跑道上时，走下飞机悬梯，粟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悄然坠落。离开了加拿大，粟森的精神压力小了一些，但是，他知道警方会随时找到自己。所以粟森并没有回家，也没有跟任何亲友联系，而是买了一张当晚去山东青岛的火车票，因为那是他和谭一虹结婚旅游时去的地方。在青岛呆了两天后，粟森又打车去了烟台、威海、大连，这些都是他和谭一虹曾经去过的地方，每次粟森都住在当地的星级酒店里，因为他手头上没有多少现金，只好用他和谭一虹的银行卡刷卡消费。粟森当然不会想到，正是他刷卡消费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谭一虹自从9月28日就没给家里打电话了，这是从来没有的，谭一虹的父母很着急，因为放心不下的父母就给女儿租住的家里打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接到赵雯的电话后，两位老人悬着的心才落下地来。但过了几天，谭一虹还是没打电话回来。谭家父母又着急了，给谭一虹和粟森的手机打电话，要么关机要么没人接。
2004年10月15日，仍然没有谭一虹和粟森的下落。赵雯感到事态的严重，向加拿大警方报警，要求警方查询粟森和谭一虹的下落，但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2004年10月25日，这天是谭一虹的生日，可是她依然没给国内的父母打电话，谭一虹父母却收到了中国银行寄来的对账单。两位老人一看，居然是自己女儿的信用卡在国内的消费记录。他们感到很奇怪，如果谭一虹和粟森回国了，他们没理由不回家啊。谭一虹的父亲连忙打电话查询，银行告诉他谭一虹的信用卡在10月6号后有在国内的消费情况，分别在青岛、烟台、大连，都是饭店的住宿消费。而谭一虹的父亲查询边防局的记录则表明，粟森已于10月7日回国，谭一虹并没有回国。
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在谭一虹父母的心头。谭一虹的父亲连忙给赵雯打电话让她找谭一虹，但赵雯说她也找不到谭一虹，她家的门是锁着的。又惊又怕的谭家赶紧让赵雯向加拿大警方报警并要求搜查谭一虹的住所。当天下午，加拿大警方在粟森和谭一虹的住处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正是谭一虹。
此时，粟森正躲在大连，因为银行卡上没有多少钱了，粟森准备租一处便宜的房子长期住下来，但他没有想到，还没等他找好房子，2004年10月28日，他就被大连警方羁押，1个月后被监视居住。2005年3月底，北京警方从加拿大调取到关键证据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了粟森。
逃回国内的粟森没想到，他在加拿大的每一步骤都被警方调查得清清楚楚，并有11名加拿大人作证。被捕后的粟森在法庭上坦然承认了他杀人的事实，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时，粟森沉重地忏悔道：“我现在犯罪的后果给我的岳父、岳母在经济上、感情上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本来今天是想向我的亲人忏悔，但是现在我认为应该用我的身心来承担我自己应该负的法律责任。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忏悔……我恳求法庭在不减轻我判决的前提下，能否不要以故意杀人来认定我的罪名，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只是我现在凭良心想，我当时也没有那么想，还有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对我的岳父、岳母也是一个伤害。”
法律是无情的，任何忏悔和悔恨都无法改变法律的公正和庄严，亲人的眼泪也无法随着忏悔而消失，更不应该想着犯罪之后再忏悔，而要想着生命值得每个人去尊重和珍惜。
2005年10月26日，粟森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赔偿谭一虹父母经济损失3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