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曾国藩的用人理念，最可贵的莫过于“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他以一生经历，在给自己的儿子写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

　　这里引用的是《 论语·雍也 》，孔子解说何者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这也是曾国藩能够聚拢天下人才，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咸丰九年五月初八，他与九弟一起谈话，特别讲到“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思想，并把它上升到“四知”中，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四知之目，即《 论语 》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进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 诗 》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礼 》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谓欲培植家运，须从此七者致力也。

　　看来，他不但自己努力践行儒家的“立人达人”之“仁道”，而且嘱咐他最亲近的人也要这样做。他还指出，家运旺盛也离不开这一纲领。对此，曾国藩的幕僚说：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时，称他们是一代名流，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都能看出来。

　　立人达人的效果如何呢？

　　有人依据《 辞海 》进行过统计，自曾国藩组建湘军开始，湖南占据半部中国近代史。近代政治人物中，湖南籍占四十四人，居全国之首；其次是浙江，二十二人。现代政治人物中，湖南六十三人；第二位是广东，四十四人；第三位是四川，四十人。

　　从曾国藩这里出来的人才，他的妻子欧阳夫人曾开玩笑说：“我丈夫胯下出来的都是将军。”湘军系统仅幕僚走出来的就有；大学士二人：李鸿章、左宗棠；军机大臣二人：左宗棠、钱应溥；封疆大吏和部院堂官二十三人：丁日昌、刘蓉、刘瑞芬、许振袆、沈葆桢、李兴锐、李明墀、李宗羲、李瀚章、何璟、庞际云、陈士杰、陈兰彬、陈宝箴、恽世临、倪文蔚、涂宗瀛、钱鼎铭、郭柏荫、郭嵩焘、梅启照、黄赞汤、勒方锜；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二十六人；提督、总兵各二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学者十三人。最盛的同治初年，其人才占据半壁江山。八个总督，有五个总督由曾国藩这里走出来；十四个巡抚中，有八个出于湘军阵营。副省级的职位有五十三位之多，省以下的更无法统计。

　　曾国藩依靠众人成就大事的做法，对近百年的风云人物有很大影响。

　　黄埔军校刚开办的时候，作为校长的蒋介石把蔡锷为滇军编的一本叫《 曾胡治兵语录 》的书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蒋介石把这本教材拿来后，感觉不太满意，就自己亲自操刀加了一章，叫做“治心章”。

　　蒋介石又专门作了一个序，在序言当中，他特别讲到，如果单独把湘军中每一个领袖人物拿出来，与太平天国那些领袖进行比较，一点儿也不突出，但为什么曾国藩他们最后把太平天国打败了呢？他认为主要是因为曾国藩的用人理念。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能够自立，不但自己立得住，也让别人立得住，不但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作为我们的老师了。”所以他提倡黄埔军校的所有人，都要学习这一点。曾国藩特别强调，一个人单独发达，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大但是没有枝，没有叶，很多人就不会在你下面，受到你的荫庇。风吹日晒、阴天下雨的时候，大家也不会在这棵没有枝干、没有繁茂树叶的树下面，他们会跑到另外的地方去。所以他用人强调择将分支，让他们各展宏图，不能像母鸡似的，一直不把小鸡仔放出去。

　　曾国藩除了用人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他非常重视的“三缘”：“地缘”、“血缘”、“业缘”。

　　有一个资料统计，曾国藩湘军的主要将领有182人，其中籍贯可以考证出来的共计156人。在这156人当中，湖南人就有130人，可以说，整个湘军当中有83%都来自湖南。曾国藩的军队之所以叫湘军，就是因为这些将帅大多是湖南人。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所有的将帅当中，来自于曾国藩家乡——湖南湘乡的人就有56人，又占到了湖南将领人数的一半以上。这表明曾国藩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地域，也就是说地缘。

　　“业缘”就是大家从事的都是这个职业，但在曾国藩这里是指，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和目标，抱着同样的目的来做这件事情。

　　还有一条就是“血缘”。曾国藩特别重视亲情的关系，所以在他最初组建湘军基干队伍的时候，把郭嵩焘、刘蓉、李元度及更多的人拉到他这里来，做他的幕僚，给他做参谋，后来又结为亲家。这些人中，有不少跟他是儿女亲家，如长子曾纪泽续娶刘蓉女儿为妻，他将女儿嫁给郭嵩焘之子为妇。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而李鸿章又以“年家子”身份拜曾国藩为师，二人之间是真正的师生关系，李家三兄弟——李瀚章、李鸿章、李昭庆同时为曾国藩所用。此外，如庞际云、陈士杰、李榕、钱应溥等人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可以说，他在实际用人中，巧妙地利用并重视传统社会有深远影响的“地缘”、“血缘”和“业缘”这“三缘”。

　　重视“三缘”，但不能以此画地为牢，他的用人本质上还是五湖四海，其中尤以参谋人员即幕僚群表现的最为突出。据统计，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四分之一；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