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最后一个“神圣怪物”卡斯特罗

　　已经是清晨两点了，我们连续几小时地交谈着，地点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简朴、宽敞，屋顶很高，几扇大窗户都被淡色的窗帘遮盖着。窗外是一个大阳台，从那里可以远远辨认出哈瓦那的一条主要街道。房间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书库，有一张结实的、摆满了书籍文件的长桌，一切井井有条。在书架和沙发两旁的小桌上，分别放着先哲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一尊铜像和一座半身塑像、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和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Antonio José Sucre）的雕像，以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半身塑像。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看见用金属丝做成的、骑在罗西南特（Rocinante）背上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塑像。各面墙上除了挂着作为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时代主要助手之一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的油画肖像外，另外只有三个镜框，分别装着西蒙·玻利瓦尔的一封亲笔信、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题赠的照片，照的是一条硕大的箭鱼，题辞写道：“赠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愿您在科希马尔（Cojímar）的深海里也扎中一条这么大的鱼，您的朋友埃内斯托·海明威赠”，以及1895年从遥远的加利西亚故乡来到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的肖像。

　　菲德尔坐在我面前，身躯高大，胡子几乎花白，身着一如往常的橄榄绿军装；尽管夜深了，他没有显露一丝疲劳，平静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有时他的声音轻微得象风的细语，我勉强能听清。2003年1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交谈，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数次回到古巴，又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直至2005年12月。

　　关于对话的想法是一年以前, 即2002年2月产生的。当时我来到哈瓦那在书展上做一个报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在场。菲德尔把他介绍给我并说：“他是经济学家，美国人，但他是我见过的头号激进分子。在他的身边一站，我倒像个温和派了。”我们开始谈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和我刚参加过的、在阿莱格雷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菲德尔对会议上引起争论的议题、专题讨论、参加者、前景等等一切都想了解。他表达了对“变革世界运动”的敬意：“现在出现了新的一代反叛者，他们中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利用了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抗议形式。他们使世界的主子感到战栗。思想比武器更重要；除暴力的理由以外，我们应该用一切理由来对抗这个全球化。”

　　像以往一样，菲德尔思绪如泉涌。他具有世界眼光。他分析全球化、全球化的后果及针对这些后果的办法。他那些既现代又精明的论证，充分表现出一种战略眼光、评价具体事物以及迅速做出分析的能力，他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曾指出过这些素质。除了这些素质之外，还要加上他在长期的抵抗和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边听他说话，我边想到，年轻的一代并未充分了解他的经历，许多人沦为持续不断反古宣传的无辜牺牲品，“变革世界运动”中许多朋友，特别是欧洲更年轻的一代有时只把他看做一个冷战时代的人物、一个当代史上已过去阶段的领导人、一个很难对21世纪的斗争有什么贡献的人物。

　　今天，说起古巴政权，许多人感到害怕、对之持批评态度和反对立场，包括左派内部的一些人。尽管古巴革命仍然能激发热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使人们意见不和与分裂的议题。无论在支持古巴还是反对古巴的人群中，能够在评价古巴时严肃、冷静发表意见的人越来越少。

　　当时刚出版了一本我与马科斯副司令――这位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星外来客式的浪漫英雄――访谈的小书。菲德尔读了这本书并且很感兴趣。我向古巴司令建议搞一个类似的、但规模更大的访谈。菲德尔没有写过自传式回忆录，而且可以肯定，出于时间的原因，他也不会再写。因此，我们的这一本可以成为一种“两人交谈出来的传记”：这是一份政治遗嘱，是他即将年满八十高龄时的个人经历总结；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菲德尔的公众生涯始自1953年进攻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而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能幸运地在有生之年成为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的人并不多，菲德尔是其中之一。他是国际政治中最後一个“神圣怪物”（monstruo sagrado）。他属于那一代传奇的造反者：曼德拉（Nelson Mandela）、胡志明（Ho Chi Minh）、卢蒙巴（Patricio Lumumba）、阿米尔卡尔·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切·格瓦拉（Che Guevara）、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a）、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图西奥斯·利马（Turcios Lima）、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他们都怀着正义的理想，在二次大战后投身政治，踌躇满志、满怀希望，试图改变早期苏美冷战时代那个不平等和歧视人的世界。像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甚至包括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一样，这一代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预示着光辉灿烂的未来，相信非正义、种族主义以及贫穷都能在十年的时间里从地球上消失。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在越南、阿尔及利亚，还是在几内亚－比绍，半个地球上的被压迫民族都在造反，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处在无耻的殖民主义阴影下，在整个非洲和亚洲的一大片土地上，人民还忍受着老西方帝国的统治和欺辱，在理论上已经独立了一个半世纪的拉丁美洲，人民忍受着少数特权者的暴政，经常被华盛顿庇护之下的凶残独裁者[如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Trujillo）、海地的杜瓦列尔（Duvalier）、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套上沉重的枷锁。

　　听了我的建议，菲德尔半开玩笑地露出一丝笑容。他用深邃狡黠的眼光望着我，不无讽刺地问：“您真的愿意浪费时间与我聊天吗？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可干吗？”我当然回答他说“没有”。全世界有几十个记者，包括最负盛名的记者，一年年等待着与菲德尔交谈的机会。对于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来说，还有比采访菲德尔更重要的对话吗？他是20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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