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桑榆暮景——邓家这个大家庭

　　□邓家这个大家庭里，老爷子是家庭的核心，背后的“秘书”则是家庭的中心。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说话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看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的婚姻家庭也历经了一些曲折坎坷。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道理、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里。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晰。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终于才到达革命圣地，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用现名。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这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介绍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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