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治嘱托——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

　　□一边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市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作为一个战略家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出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

　　人总是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有人说，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谈话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完全退下来。这显然做的是很有步骤，并且十分稳妥的。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就是政坛伟人的政治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业商经贸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环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扩大开源。”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这块被多年遗忘的角落开始沸腾了！

　　时隔一年，1991年的邓小平又踏上上海这片热土。此时，浦东开发正处于启动阶段。1月28日晚，邓小平抵达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听取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汇报。在听到去年上海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十分困难时，邓小平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抓晚了。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

　　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同时，邓小平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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