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杀出血路——“特区”，一个新的奇迹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力主杀开一条血路为打开国门“练兵”。5年后，特区最尊贵的客人发现这里开始创造的是一个新的奇迹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万，规模仅相当于上海1/10的国家，每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在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会议期间，邓小平静心听取了汇报。在他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以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的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都不准。邓小平在细细寻思。也许他早已胸有成竹，也许智慧的火花在刹那间碰撞而出，他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国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喜出望外，脱口而出：“特区，好！”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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