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杀出血路――总设计师勾画“小康中国”

　　□一间小茅屋签订生死契约的18位社员，扛起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发了农村又一次包围城市的大变革。总设计师一分钟的沉默之后，勾画出“小康中国”的概况。

　　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正在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村里的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地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孩子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痛斥。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地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个老一个病两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收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是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的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后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先后因此作为“罪名”之一罗织，在“文革”中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凤阳早有“十年到有九年荒”之说，是有名的“叫花子县”，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分开，分成4个或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分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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