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拐点――既反右又反“左”的邓小平

　　拨乱是为了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面对世界著名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既反右又反“左”的邓小平声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77年2月，天还很冷，在北京西山25号，邓小平夫妇热情地接待了陶铸的遗孀曾志和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她们母女是来向邓小平递交陶铸冤案的申诉材料的。虽然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她们相信，凭着邓小平对陶铸的了解，只要他出来工作，就一定会过问陶铸的平反问题的。曾志递上申诉材料时，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

　　此后大约一个小时，曾志母女俩说，邓小平只是认真地听，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对妈妈说：“看来又白跑一趟了，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性格的曾志却不以为然——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随意表态的，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出来呢。

　　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下，中共中央任命为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了。鞭炮声既是欢迎，更是期望，胡耀邦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沉甸甸。

　　胡耀邦觉得，既然有远见的老同志极力将自己推到中组部长这个重要的岗位，他就应当不顾风险，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实施大家希望的主张，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民意和党心。他决定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在就任的当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3条要求：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出曾志所料，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的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作了批示：“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以平反。”不久，陶铸10年冤案终于昭雪。从此，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邓小平，以他的睿智与魄力，开启了共和国拨乱反正之先河。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平反后，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戴给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体委“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含冤而死者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无限欣慰。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对刘少奇做出不公正的判定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平反，是党的历史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容易。刘少奇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的真相。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他直接指导和关心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平反当时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华国锋是不赞成的。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致悼词：“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追悼会后，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邓小平稳步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神情庄重地说：“是喜事，是胜利！”

　　日后，王光美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为少奇庆幸，他结识了小平这样一位知音。有小平掌舵，少奇毕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使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此沿着正确的轨道轻装前进。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和国家立法与司法工作的不断加强，如何尽快满足全国人民要求惩处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的愿望，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践踏国家法律的林彪、“四人帮”集团，诉诸法律、依法进行处理的问题，就逐步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对林彪、“四人帮”集团两案审理的座谈会，初步讨论了对“两案”审理将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这表明，对两案审理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展开。但是，究竟审哪几个人？审什么？怎么审？在党内高层认识不完全一致，尚未作最后的决断。

　　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障碍，这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小组的汇报。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意见，明确表示：“至于应该判刑的人，判刑轻重要按照罪行。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一个地去判，按集团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的性质。”

　　邓小平这番关于“两案”审理的基本原则的讲话，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这就为下一步的“两案”审理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审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两案”审理小组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起诉书中列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4大罪状、48条罪行。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审判。经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世人翘首以待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了。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这群“文革”中的显赫人物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一个个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只有江青的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使人感到，说她是个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的话，实在入木三分。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