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第二章、囚禁在家

　　1979年5月底，父亲过世七个星期了，我和母亲才被从西哈拉监狱释放出来。我们回到了在卡拉奇的家――克里夫顿70号。

　　一切还是原样，但又都不一样。刻着“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律师”的铜制名匾依然挂在克里夫顿70号大门一侧。在这块铜牌的上方是另一块铜匾，因年代久远而退色，上面刻有祖父的名字“沙?纳瓦兹?布托爵士”。1953年我出生后没多久，祖母建造了这座两层平顶小楼。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因为距离阿拉伯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清凉的海风不时地吹来。谁会预想到悲剧和暴力竟会降临到这个平静的院落?

　　每天都有数百名悲痛的悼念群众聚集在花园里。园子里的椰子树、芒果树，还有开着红、黄花朵的树木反衬出卡拉奇的光秃荒凉。还有更多的人在大门外耐心地等待，准备向领袖的家人表示慰问。母亲还在守丧，不能接待外人，让我替她招呼来吊唁的人们。

　　家中的一切是那么熟悉，让我们的噩梦更加恍惚。家人说，父亲遇害的头两天晚上，军队再次突击搜查了克里夫顿70号，连房顶和花园都不放过。他们打开了母亲的保险箱，把父亲柜橱里的衣服翻了个遍。“你们有搜查令吗?”一个家人问道，他还停留在军管前的法制观念下。“我们是搜查队的，还要什么搜查令。”一个军官答道。他们折腾了10个多小时，弄得家里一片狼藉。他们还从我的卧室抄走了多封私人信件和两个黑色手提箱，里面装有银行支票，作废的支票还有我整理的用于驳斥当局诬陷父亲的证据。

　　“你们这里有秘密的柜子和文件，把它们交出来！”军官们向家人喝令。家人们回答说没有，就遭到野蛮殴打。在搜查时，家里的仆人都被锁在接待室里。清晨，来送牛奶的人被关了进去，接着送报纸的也被关了进去。后来军人们气急败坏，“在这张纸上签字！”一名军官对一个家人吼道，但遭到拒绝。“你看到你们主人的下场了！”军官威胁道，“你要是不签，想想会有什么后果！”那个家人吓坏了，只好签了字。

　　就在搜查毫无结果时，一辆卡车轰隆隆地驶进院门，士兵们从车上卸下一块红地毯，又卸下很多文件，摆在地毯上，然后叫来媒体拍摄这些针对父亲的新“证据”。很多人认为，当局正在企图给父亲捏造一个新的罪状，因为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搜查队直到傍晚才离开，他们带走了所谓的“证据”，还抢走了我们的许多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父亲收藏的古代地图。

　　一回到克里夫顿70号，我就准备去老家拉卡纳给父亲上坟。当局得知我的计划后，就取消了既定航班，于是我改乘火车。每一站都挤满了前来看我的群众。没有车站的地方，人们就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来。“报仇！报仇！”群众大声呼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中击败齐亚!”我对群众们说。看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倍受鼓舞。虽然当局声称“布托的力量连同人民党的力量已被埋入坟墓”，然而这汪洋大海似的人群是最有力的明证。

　　再回到卡拉奇，我便忙着会见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支持者，10分钟见一批，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每隔几小时，我还到院子里接待来吊唁的群众。他们一看到我和已经过了守丧期的母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有想到我们母女俩还能从囚禁的折磨中，从父亲遇害的悲痛中坚强地挺过来。他们看到我们出现在眼前，似乎立即充满了新的希望。一批人群走出院门，另一批又紧接着进来。

　　夜里，我就埋头于组织、政策性事务，处理控诉及政治拘捕的问题，并整理一些摘要给母亲看。我感到如果没有三位朋友的帮助，我是不会，大概也不可能处理好这么多的工作。她们是我的校友萨米娅和曾为反对父亲死刑而奔走呼号的两位年轻女士阿米娜和娅斯敏。西方媒体把萨米亚和娅斯敏称为“查理的天使”，而我确信，就算真正的“查理的天使”在这样大的工作量下也会不堪重负。一天晚上，我抱着一份报告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把牙刷、牙膏都拿到书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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