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新版序言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巴基斯坦再一次处于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恐怖主义分子假借伊斯兰之名威胁着她的稳定。但民主的力量始终相信，通过推行自由可以铲除恐怖主义。

　　巴基斯坦不是一个平凡的国家，我的生活也从不平静。我的父亲、两个弟弟先后被杀害；我的母亲、丈夫，还有我本人都坐过大牢，后来我还长期流亡海外。然而，尽管有这些苦难与悲伤，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感谢真主的保佑，让我突破传统，成为伊斯兰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总理。那场选举成为穆斯林世界争论的焦点――女人在伊斯兰中到底应该怎样定位。选举结果证明，一个穆斯林女性可以被选为总理，可以管理一个国家，可以同时被男女民众接受为国家领袖。我对巴基斯坦人民充满感激，是他们给了我巨大的荣耀。

　　现代主义者与极端主义者的交锋仍在继续，但自从我1988年12月2日宣誓就任总理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同胞们已经在大步前进。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被赋予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重任：把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带进现代社会，打破对女性的偏见，给从来没有过希望的人们带来希望。

　　如果命运可以任我选择，这样的生活不见得是我首选，但它确实充满机遇、责任和成就。我冥冥中感到，未来还将充满更多的挑战，无论是对我的祖国还是我个人，但我们将勇敢面对。

　　二十年回首，往事如烟。父亲被杀害，我自己遭囚禁，但是继承父亲衣钵的重任压在肩头。我本不指望追求个人的幸福，也不奢望爱情、婚姻和生儿育女。就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饱受牢狱之苦、终生未嫁，我原来也以为我将孤守一生。然而，命运打破了这些狭隘的预想，我在婚姻里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尽管周遭的环境困顿艰险。我丈夫19年来始终和我站在一起，和我相濡以沫，我为他的勇气和忠诚感到骄傲。这些年来，他要么住在总理府，要么蹲在大牢，被当成挟持我事业的人质。尽管相距遥远，尽管挑拨离间的阴谋不断，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牢不可破。

　　是的，生活并不如我所预料，但我不愿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女性交换位置。我是一个为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自豪的女人。我觉得有责任让人们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劫持的宗教与真正的伊斯兰格格不入，真正的伊斯兰教主张宽容与多元。我知道我是所谓“圣战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惧怕的符号。作为一个女政治家，我一直为巴基斯坦的现代化、教育普及、对外交往与科技进步不懈奋斗。我坚信，一个民主的巴基斯坦能够成为全世界10多亿穆斯林的希望，指引他们在倒退与进步之间做出选择。

　　我投身政治斗争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争取自由民主与社会公正。毫无疑问，这些价值观值得为之流血奋斗。而我也相信从事这项事业对我更具有挑战性，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当今社会做一个女人很不容易。不论在什么地方，女性依然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才能证明自己并不差――我们必须工作更多的时间，做出更大的牺牲。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从情感上自我保护，很多不公平、甚至恶毒的攻击施加到我们的男性家属身上，试图通过他们迫使我们屈服，我们要经得住伤害。我为这些行为感到可悲，今天竟然还有很多人认为男人是一家之主，通过对男人施压就可以向他的女人施压。

　　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不要抱怨双重标准，要去战胜它们。我们必须勇敢应对，即使这意味着付出男人双倍的时间和努力。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告诉我，怀孕仅仅是生命的一个生理状态，不应该打断正常的生活规律。按她的话去做，我在怀孕期间几乎忘记了所有生理上的不适和情绪上的烦恼。然而我还是看到，一桩家庭琐事被炒作成了一个引发激烈议论的政治话题。从军方总部到报纸社论，谁都不愿放过。看到这些，我对怀孕的细节秘而不宣。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弗莱蒂?赛特拉医生的精心照料，而对于我的赴诊情况，她守口如瓶。

　　我现在有三个可爱的孩子，比拉瓦尔，巴赫特瓦和阿希法，他们给我带来了快乐和骄傲。当我1988年怀上第一个孩子比拉瓦尔的时候，军事独裁者解散了议会，宣布要举行大选。他们以为一个怀孕的女人不可能参加竞选。他们错了，我能做到，而且我做到了。1988年9月21日，比拉瓦尔降生，过后没几天我就参加大选并且赢得了胜利。比拉瓦尔的降生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赢得大选又增添了另外一段，尽管有人预言说一个女性穆斯林不可能赢得民众的思想和灵魂。

　　出任总理没多久，母亲劝我“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孩子”。她相信作为母亲必须在持家和承担其他责任之前赶紧要小孩。我听从了她的建议。

　　当我第二次怀孕还是秘密的时候，军队的将领们要我去锡亚琴冰川，在全国海拔最高点上听取军事汇报。巴基斯坦和印度为了锡亚琴在1997年险些爆发战争，1999年再度因此剑拔弩张。我很担心冰川峰顶缺氧会对胎儿带来不利影响。我的医生向我保证没有问题，他解释说，缺氧首先会影响到母亲，这时候你可以带上氧气罩，胎儿就安然无恙了。尽管如此，我走得还是战战兢兢。士兵们看到他们的总理来到锡亚琴冰峰之上，士气大振。那里是一番壮观的景象，四周全是皑皑冰雪，与远天相接，浑然一色。这里万籁俱寂，只有雪峰矗立，让人感受到天堂里的静谧。隔界相望，印军哨所若隐若现，提醒我们不要被和平的表象蒙骗。

　　反对党得知我怀孕了，一下子炸开了锅。他们呼吁总统和军队把我赶下台，理由是巴基斯坦政府容不得一个休产假的孕妇总理。他们说我生孩子期间将不能履行职责，因而会使政府陷于无可挽回的瘫痪。按他们的说法，这是违反宪法的。他们向总统施压，要求军方支持，准备罢黜总理、成立过渡政府举行大选。我驳斥了反对派的说法，据理力争。有关职业女性的法律写有生育小孩的条款（当时是我父亲把职业妇女享有产假权写进法律）。我申辩说，这个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总理。我的政府阁员都和我站在一起，认为当一名男性领导人出现身体不适时，就不会引发宪法危机，同样，一名女性领导人稍有身体不便也不应该成为大肆攻击的靶子。

　　反对派不肯罢休，他们策划罢工运动以便向总统施压，要求解散政府。这时我必须有所应对。父亲曾教导我，在政治上，时机非常重要。经过咨询医生，我知道孩子已经满期。经他同意，我决定剖腹产――时间就选在反对派要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晚上。

　　我要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要让人们知道怀孕不会影响女人的工作。所以尽管身怀六甲，我还是照常拼命地工作，甚至比男总理更卖力。接近临产时，我在首都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直飞卡拉奇。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坐上一位朋友的小车向医院驶去。

　　这确实是一辆“小”车，与我平常乘坐的奔驰公务车相差万里。出门的时候，执勤的警察都没看它第二眼，他们专注于进入我家院门的车辆而不是驶出的车辆。

　　我们急速赶往医院，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赛特拉医生已经在医院等我们。我走出车门，医护人员们一脸惊奇。我知道消息很快就会通过手机或者呼机传开（巴基斯坦是南亚和中东地区第一个开始使用手机的国家）。我迅速穿过走廊，走进了手术室。丈夫和母亲也将马上赶到，之前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从麻醉药中慢慢苏醒，感觉躺在手推车上，从手术室进到私人病房。“是个女孩。”我听到了丈夫的声音，接着我又看到了母亲的微笑。我给女儿起名叫“巴哈特瓦”，意思是“带来好运”。真的很灵验，罢工不了了之，反对派的计划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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