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到1926年的蒋介石：民族主义 反对列强侵华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① 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及各处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① 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英人之规划宏远，诚足浩叹。此皆吾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为可惜！”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他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12日乘轮自大连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50余人，伤1７0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第二天，他在发病高烧中仍集合士兵讲话。第三天，他在日记提要栏目中写下：“如何可以灭此横暴之阴〔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记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馁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最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等等。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做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阴〔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万金悬赏执余。”21日日记云：“阴〔英〕番畏我益甚，而谋我更急乎！”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14日日记云：“梯云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反对，彼亦无异词。”同年７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理由，即将我深圳车站派兵占领，事之可耻孰甚于此！”次日日记再云：“得阴〔英〕番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激，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诸事。”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７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７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① 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① 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② 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