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鱼》，殷健灵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2.00元)

    殷健灵：儿童文学作家，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出版有诗集《盛开的心情》，散文集《纯真季节》《临界情感》《记得那年花下》，中篇小说集《青春密码》，长篇小说《玻璃鸟》《哭泣精灵》《月亮茶馆里的童年》《纸人》《轮子上的麦小麦》及作品集《殷健灵少女物语》等。曾获“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 

　　“少女妈妈”已经成为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步入现代时，都会有一段时期的心理震荡，而波及到少男少女层面，这类问题就会显得很触目。与现实人生血肉相连的作家们，当然不会无视这样的难题。一年多前，我们读到了南妮的长篇小说《我的恐惧无法诉说》(中福会出版社)；今年初，殷健灵的长篇小说《橘子鱼》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无疑是关于这一题材的两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在当下搞笑和柔靡相沿成习的儿童文学及青少年文学界，它们显示了特殊的、难得的重量感。 

　　在《橘子鱼》的封面和扉页上，都标出了“直面‘少女妈妈’的问题小说”的字样。“问题小说”这一名称，现在的年轻读者已是相当陌生了。这是在八十多年前，上承“五四”新文学运动，由茅盾先生最早提出的。它与文学研究会这一作家群体所信奉的“为人生的艺术”一脉相联。此后，问题小说一直是现当代小说创作的主脉。但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小说创作一度都以歌功颂德为能事，至多也就是写写一派大好的生活中的些许小问题，与农民一直保持血肉联系的作家赵树理深为农村现状所忧虑，便再次提出了“问题小说”的口号。但当时连“中间人物”都不允许写，又怎能容得“问题小说”？真正的问题小说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上世纪的80年代，从《伤痕》《班主任》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分明都可划入这一范畴。再后来，文学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不再把创作与政治、时事、新闻绑在一起，开始强调“私人化写作”和种种形式实验，文学也呈现了它所应有的缤纷色彩，而“问题小说”似乎在我们的文坛绝迹了。 

　　记得是80年代的中期，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到上海开会，我们去拜访他，他信口评议了一批当下的创作，忽然很郑重地说了一段话：“文学如果脱离社会，过于自我，一味向纯艺术发展，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走向衰弱。不信你们看！我对文学史作过研究，六朝文学就是教训。”（大意）当年我对他的说法还是将信将疑，但看过了90年代至今的文学发展，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了。而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所走的路，除了前者稍稍滞后些外，应该说是大致相似的。所以，当我看到这种“问题意识”重又开始抬头时，不能不说是惊讶而又欣喜的。 

　　当然，已经走过的路不能也不应白走。近二十年来作家们的种种文学探索，决不会是没价值的。回过头去看过去的“问题小说”，不难发现，在国难当头，或拨乱反正之初，作家有满腔的愤怒与激情，急切而不能已于言，问题意识往往强过文学情怀，就像花盆里容不下爆长的树根，结果难免会出现“思想大于形象”的倾向；而一旦以问题意识作为文学的第一标准，又易于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所以，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小说”出现的公式化的问题，乃至60年代后产生“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局面，虽有复杂的外部原因，作家们在文学性上未能全身心地投入，也还是原因之一。近20年来的文学探索，不妨看作对于过去时代这一教训的一种反拨。因此，现在再强调“问题意识”，就不应回到过去，而应有所超越。也就是，远离了种种社会问题的文学会走向衰弱；问题意识大于甚或取代了文学性，也会使文学产生异化；那么，我们有无可能让问题意识“内在于”文学的艺术整体，让它溶入于作家的文学思维，一如盐之在水呢？ 

　　殷健灵的《橘子鱼》，其实已不是原先那种“问题小说”了。其间有“问题”，这问题即作家所写的题材和故事，渗透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作品并不只为问题的解决（或提醒世人注意）而写。这一代作家已经明白，现在的文学已不可能担当这样的重任——但难以担当并不是不要关注，即使只为着文学的自救，我们也需要真诚而深刻的问题意识——《橘子鱼》的尝试，我以为，就在于既能抓住问题，又能将注意力完全倾注于自己的人物，在作品中倾诉丰富的人生体验。殷健灵将两代同命运的少女串在一起写，通过“A面”“B面”的对称结构，写出了两位幸运少女在不同困境中获救的感人故事。形象大于思想，文学大于问题，这正是作家的可贵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橘子鱼》也胜过了殷健灵先前那部已获得一定声誉的《纸人》。 

　　是的，真正的文学不能脱离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它不能只是躲在象牙塔里自梳羽毛；但它的关注点又不只是现实问题的提出或解决，它要透过现实以感悟更为旷远幽深的人性——它不能跨过（或远离）现实，而要在表现现实的同时实现文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