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知道的……“以后会慢慢说”

　　几天前赴北京公干，沈昌文先生如以往那样约见于三联中心二楼的小咖啡室，送我一册他新出版的口述自传《知道》（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座中还有于奇、陈冠中、吴彬和刚从美国回来的查建英，冠中兄也送我一本他新出的文集《城市九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众人高声谈笑，接着沈公详细介绍他刚发现的一个吃饭的好去处。在晚饭餐桌上沈公说，《知道》里有很多事情还没有说，以后还会说。听得我一阵兴奋，以为打探到什么独家秘闻，但是我回到酒店后翻到《知道》第105页，明明白白就写道：“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这不是早就昭告天下了么？更妙的是，这篇口述自传的最后一行文字却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上面说的这些了。”这话当然有文中的所指，但在我看来却像是在《知道》的与说出来的之间总有种种言外之意。沈公此书比起他前几本小书更像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脉活流，其风云之变幻、波澜之起伏、人脉之沧桑，尽在把盏笑语间从容道来。有心的读者从中可以挖掘出无数有趣的史事，而学者更可以从中触发对研究课题的敏感：比如沈公说1954年到1958年是三联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却被研究者忽略，是耶非耶，正是值得研究。

　　今天还有谁记得莫里斯·迪克斯坦吗？但是说到《伊甸园之门》，上世纪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就都会知道了。他的《途中之镜———文学与现实世界》（上海三联，2008年4月）讨论了新近复苏的文学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写作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密切关注重大的社会变迁。有意思的是，他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脉相接而不是断裂的进程，“现代主义可以看作现实主义的一个更敏锐、更急于创新的阶段。”书中关于美国现实主义的论文实际上极为关注的是都市与文学的关系，如《作为文本的城市：纽约和美国作家》就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关于奥威尔的《1984》，他认为“冷战遇到了它真正的诗人”，从奥威尔独创的新词可以看到：新语-Newseak，大哥在看着你-BigBrotherIsWatchingYou，记忆洞-Memoryhole，非人-unperson，矛盾思想-dou鄄blethink……作者认为奥威尔“他最恐惧的是这样的体制，它不仅企图控制公共领域，而且控制私人行为，不仅企图控制行动，而且控制思想和情感，包括记忆，和对过去的感受。他指责知识分子的合谋。他们因其思想正确的理想而无视常识，并以此为借口，问心无愧地宽容令人发指的行为。”（第161～162页）这段话不正是击中今天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要害吗？

　　斯图尔特·凯利的《失落的书》（三联，2008年4月）简直就是对于书的脆弱命运的盘点，是爱书人最想看到、又最怕看到的清单，是与现代大众文化背道狂奔的思古之野马。该书如果与文学史、思想史并读，可能会更有意思：我们将看到在历史上被承认的幸运有时候是多么依赖于书的命运的垂青!比如被伊拉斯谟称为“英语世界的光芒与荣耀”的约翰·斯歌顿，流传下来的仅是多部轻松、活泼的诗歌，和他的“斯歌顿体”，而他的神学、政治学、戏剧学、语言学、浪漫文学以及颂诗，统统失落了。我们的历史叙述者应该、或有可能把失落者也尽量地打捞出来吗？

　　托马斯·斯坎伦的《宽容之难》（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有一篇题为《言论自由与言论分类》的论文，这个论题的复杂性再次呈现出来。在“范跑跑”事件中，言论自由与宽容的问题讨论也说明了情境中的复杂性。回过头看，八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人写的《论言论自由》是多么简明、多么有力、多么切合中国的语境。但是，那种简明的理论事实上还是无法取代复杂的理论，因为事情本身的确是很复杂。在本书的第一篇论文《一种言论自由理论》中，作者谈到了前几天我写过的公民知情权问题：“个人具有达成可靠判断所必需的信息知情权，而且他可以向政府要求这个权利。当这一权利来源于民主政府与其公民之间关系的某种观念时，这一权利就会在政治决断的境况中出现。”（第18页）这是很值得关心的问题，目前公民的知情权状况并不是那么按着理想的方向发展，比如不少地方最近要整治私人接收卫星电视，就是典型的事件。

　　前几天翻检书堆，重读了波兰当代著名诗人Z．赫伯特的访谈录（载《人文随笔》2006,春，花城出版社），关于“痛苦”等问题似乎对当下很有针对性。他在访谈中谈到“为抽屉写作”———官方拒绝出版，但仍然坚持写作。忽然想到我们今天还有谁在为抽屉写作、为地下室而画画吗？他说，小说是一种制作，一种假托的生活，它导向世俗的真实，它消耗太多的语言。然而，诗是一种凝聚了的经验。他不太喜欢那些喜欢变化的人：“一个太善于变化的人唤不起我的友朋之情。”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自我追问是：“我一直在追问自己，我参与了波兰社会的哪一部分？”然后，“我的回答是：必须或者应该尝试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他接着谈到———在我的诠释中起码是这样：通过痛苦而使生活具有了意义。只有痛苦的感受是问题的全部所在。这使我想起了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生活的最重要的意义———它每时每刻都在使我们痛苦而不是不痛苦。

    接着他的这段话令人动容：“我知道我无力拯救我的民族或那些占据我公寓阳台的人，但我必须视其为一种可能性而有所作为。这只是一种尝试。地球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剥夺我为此而斗争的权利。去提取意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何提取意义？他接下来有一处说道：“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使语言从伪善中获得自由，并恢复事物的逻辑———这样的事物不会令人哭泣。”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或许对于我们时代的作家有所触动？———“我”被作协带去观看没收富农粮食的行动，“工人”们掠走所有的东西，在雨雪中粮食被装上马车，连一家富农的雇工、一个名叫玛科娃的妇女的粮食也被他们抢走，使她绝望地在野地乱跑；“我”写个报告给作协要求给回她一袋粮食，而他们拒绝并说“我”不懂历史的辩证法。后来她上吊自杀了。“我撕下了我的照片，把会员证寄回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