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作家和出版人谈心中的好书

　　王蒙——读书与人生互相发现

　　与读书万卷，倒背如流的专家相比，我只能算是不学无术。

　　读书不是我的长项，聊以自慰的是我读书能消化，读书能调动自己的人生经验，我常说读书的快乐在于从中发现人生，而人生的快乐之一是从中发现了书卷。

　　读书与人生是互相发现，互相证明，互相补充。

　　所以，第一我喜欢读经典，因为经典百读不厌，时有新发现，如读《老子》，如读《红楼梦》，如读《唐诗》，如读康德或者黑格尔。

　　我还特别重视工具书与百科全书，各种大词典我都有。

　　我喜欢读自己不完全能读懂的书，例如英语书，能懂百分之五十我就可以拿起来读，因为它是挑战，也是刺激，一定读有所获。例如今年就读了多丽斯·莱辛英文原著。

　　我喜欢杂志，特别是非文学杂志，我的知识面太窄了需要扩充。

　　我浏览一下现今青年的书，白领，小资，明星，叛逆，粗犷，都接触一下。

　　有些怪人的书我也看，例如湖南的学过哲学、作过拍卖、服过刑的浮石的小说《青瓷》与《红袖》，并希望他能逐渐提升格调。

　　我还读了王海的《天堂》，他写的陕西农村，令我笑破肚皮。

　　沈昌文——不可忽视“细微末节”

　　发展、繁荣出版，我们总体上做得够多够快了，现在该回过头来想一些细节问题。“上市”也罢，“集团”也罢，出了书总得让人看，让人用，让人爱。我们在这些方面考虑得够不够呢？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界，我参与得不多，特别是近十来年的阔步前进，我只是旁观，基本上没有参与，但是我衷心拥护。作为读者，现在的苦恼是书太多，买不过来。出版商并不都是地产商，因此，一个大苦恼便是书想买，也还买得起，但实在没地方放，如之奈何?!

　　我不想用这点前进中的小问题来抹黑当前的出版业。我想说的只是另一件事：发展、繁荣出版，我们总体上做得够多够快了，现在该回过头来想一些细节问题。“上市”也罢，“集团”也罢，出了书总得让人看，让人用，让人爱。我们在这些方面考虑得够不够呢？

　　现在打开书，我总想起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老人家的这句话，本意是什么，现在不去说它。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些年，它的确是出版从业者的圭臬。我们那时，每做一件事，做编辑，搞版式，改译文，更甭说做校对，的确时时刻刻把“认真”两字放在第一位。当然，现在来看，当年的出版工作者太小鼻子小眼，专门喜欢打点细微末节，大处考虑很少。这自然也难怪他们。当年的体制，是不许你考虑大事的。

　　当今，出版业简直“飞黄腾达”了。在这形势下，我希望有较多的人多来考虑一下出版的“细微末节”。例如，书稿文字的润饰，史实的订正，译文的修改，错字的消灭，格式的统一，特别是防止一些“假冒伪劣”。我个人近来特别关注的是：出版学术著作，过去有人很关注一件“小事”：做人地名和学术名词的索引。现在的书，压根儿不做了。

　　三联书店近出《君主制的历史》，算是有个索引，我看了很高兴。仔细一翻，才知道是袭用英文版索引（懒得改为中文版页码）。我得老实交代：这种偷懒办法是我个人在六七十年代的一大“发明”。当时以为，不得已偷了懒，以后有条件时再重来。哪知道这懒偷了半个世纪，现在出版业大发展了，怎么说条件大大的有了，可是索引还是依然故我。更不要说许多书根本没索引。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这几天正在读的《一个人的呐喊》（朱正著）。这本书破天荒地有个“人名索引”，而且做得极其细致。我敢担保，这是当今书市上仅有的一种。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当然要表扬他们。但我有点小小的猜测：这索引想必是作者朱正老兄亲自操作的。谁要有兴趣，在网上检索一下他的近作，例如他对李辉兄大作的耐心勘误和纠正，可知。

　　从这里说，当前有必要重温和贯彻“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教导，我建议以朱正老兄为榜样。出版界应当像当年学雷锋那样，来一个“学习朱正”的运动，把出版物的质量大大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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