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门槛多 

　　近日，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铁凝说：“毋庸讳言，在当代，翻译中国文学还不大赚钱，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弱势。由于语言、文化甚至政治的原因，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面临着重重困难，还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包括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主流文学界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汉学界的联系。”

　　今年9月份，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访问美国时，遇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他向铁凝披露了一段在美国出版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插曲：几年前，白睿文把译好的《长恨歌》拿给一家出版社，后者一听是中国当代文学就表示没有兴趣。在白睿文的竭力推荐下，出版社方面勉强看了部分译稿后同意出版，但提出书名要改成《上海小姐》——理由是有这样一个书名做噱头，“肯定能卖得好”。由于译者坚持，去年初，忠实于原名的《长恨歌》(英译名为“the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终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日前，在中国作协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上，铁凝以此为例感慨地说：“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将不断碰到由文化的不对等带来的冲击。”

　　拒绝包装通俗化

　　王安忆接到记者的求证电话，表示她对“改名”一事毫不知情。“我能否接受‘上海小姐’这个译名？”王安忆思索片刻，认为这已经不能够假设。她表示：“我只知道现在的译名非常忠实于‘长恨歌’的原意，对此我感到满意。”

　　同时，王安忆告诉记者，听到记者转述的“上海小姐”四个字时，她立即感到耳熟，下意识地想到：是否有人将同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人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误传为了《长恨歌》？王安忆解释说，这样的联想来自于《海上花列传》的英译名是“the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即“上海歌女”。

　　原来，从“上海歌女”到“上海小姐”，早有套路可袭。这种改名是为达到传播目的而采用的“通俗化手术”，较之中国人把美国小说“gone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通译为“乱世佳人”，把好莱坞电影“Waterloo Bridge”(“滑铁卢桥”)意译为“魂断蓝桥”，似乎性质无二。然而，中国小说并非必须经过改名才能赢得海外市场的关注和喜欢。王安忆更早些的作品《小鲍庄》英译本于1990年获得美国洛杉矶报刊图书奖提名奖。她告诉记者：“译名非常准确，就叫 ‘BaoTown’。”同样，2005年获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最终提名奖的小说“Village of stone”就是从郭小橹的小说原名《我心中的石头镇》直译而来。

　　方言味道译不出

　　“十几年前，一个国外博士生来找我，说太喜欢《废都》了，要买下它的海外版权。那时候中国作家都没有海外出版的经验，我的态度更是无所谓，谁要谁就拿走。可这位译者的中英文水平都不怎么样，译到一半就译不下去了，前面译的那一半，出版社也嫌差不肯出。版权在他手里就一直攥着，直到几年前，才交给了比较有名的汉学家葛浩文。”贾平凹对记者回忆起《废都》走出国门的坎坷经历。

　　这些年交道打下来，贾平凹有三点感受：一，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翻不出来”，“比如我写的《秦腔》，翻出来就没有味道了，因为它没有故事，净是语言”；二，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一批专业、优秀的海外版权经纪人，“比如我的《高兴》，来过四五个谈海外版权的人，有的要卖给英国，有的要卖给美国，后来都见不到了。我以前所有在国外出版的十几种译本，也都是别人断续零碎找上门来和我谈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他们”；三，要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在职翻译家。

　　稿酬仍是一道槛

　　除了缩改多、译质差等因素，还有一道门槛制约着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积极性：稿酬低。

　　“中国作家目前还无法和外国出版社谈稿费，我们的资源还是挺廉价的，对方一般付得都很少。”毕淑敏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大约五六年前，以色列某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毕淑敏的一篇约一万字的小说，对方提出的稿费是40美元，约300元人民币。“对方通常还会提出改写和缩写。与所谓的海外影响相比，我更在意的是保留作品的完整性。”毕淑敏说。

　　贾平凹坦言，他甚至遭遇过“零稿费”。小说在韩国和越南出版时，虽然销量很好，自己却几乎没有拿到过稿酬。据他的经验来看，日本和法国的行业情况稍好，版权报酬都会按时按量奉上，但稿费标准却没有作者说话的份。“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也许他们是按一个标准提出的。是否比国外的作家低？低多少？我永远不会知道。”（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