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蒯因哲学的盲点问题

    一

    我很高兴出席今天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蒯因哲学全集的发表会。一则庆贺人大出版社很有眼光，能走高等学术出版的路。将来一定如同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一样世界扬名。二则高兴中国大陆学界显示了一个更进一层对英美当代哲学的认识与关怀，在座诸位大多数是我多年或近年知悉的哲学界的朋友，而且是十分关注及研究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的学者，很多还很年轻。今日因为蒯因全集的出版而济济一堂，真令人兴奋不已！这里还得感谢陈波教授的通知与安排邀请，使我有机会赶上此一盛会。大家都知道我有儒家哲学的背景，以为我只关心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大家也知道我数十年从事中国哲学的分析重建工作，并对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分野与整合或融合十分关注，但较少学者知道我是讲授分析哲学的，每年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都必开分析哲学的课程，而其中涉及最多的就是蒯因哲学。这是因为作为蒯因的学生，我对蒯因哲学的贡献是十分理解的，而且也受到他的影响，体现在我对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研讨方面。但我在此还想指出，我的本体诠释学首先就是受到蒯因的启发，然后再接引到周易本体论，进行了对迦德玛的融合。因之我的本体论中体的概念就包含了知识论的含义，而诠释也包含了语言本体分析与语言意义整合两部分。本体诠释学因之可看成蒯因本体论分析哲学的一个扩大与发展。 在此我想先说明一下我作为蒯因教授的学生的那段历史，然后再更进一层的指出蒯因哲学的重大意义以及其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为中西哲学研究的开展表达表达我的期望。

    二

    我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博士期间，选修了蒯因教授所有的课程，其中“演绎逻辑”一课事实上是研究生必修的课程，该课程就是蒯因教授讲授的，用的教科书就是他自己写的《逻辑方法》一书。他讲授的语言哲学课程用的是他正在校稿中的《语词与对象》。接着我选修他的研究专题讨论课“逻辑公理系统理论”，用的就是他尚在完成中原稿《集合论及其逻辑》。 虽然最后我把博士论文定在归纳逻辑的范围，蒯因教授仍在我的论文委员会中和知名的批评实在论者威廉斯（Williams） 教授共同指导了我的论文。我当时及较后最感兴趣的是蒯因教授的具有本体论含义的集合论，他的本体论的承诺观念，本体论的相对论，与他的语言哲学 （尤其在对专有名词的化除，质量名词与语词谓词化等问题上面），并就此五个题目分别写了六篇论文，也分别发表于美国的哲学学术杂志 《Notre Dame 形式逻辑杂志》，《语言基础杂志》，《哲学杂志》以及 Patrick Suppes 教授所编的语言哲学的书中。毕业后我与蒯因老师的交往当时虽因地理距离关系，见面不多，但见面时却很亲切，我记得在魁北克的一次泛美哲学会议中，我们一起坐车旅游参观，我问了他一些最近的想法，他也关切了我的研究兴趣，最后我们共同照了相片，但那已是1970 年代的事了。以后有多次在 美国哲学学会年会上见到蒯因，他都表示有意思来夏威夷做演讲 （尤其在 Donald Davidson 八零年代来访之后），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来成，极为遗憾。 我见到蒯因的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暑期，是在 Harvard Square 剑桥信托银行前碰到他的。他要我两周后找他，两周后他因身体不适，去乡间养病。我也就未见到他了。 2000年我在夏威夷得知他过世的消息。

    三

    蒯因是上个世纪最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的哲学家。是当代西方逻辑方法、当代知识论与分析哲学的最杰出代表，其著作影响深远，可说主导了西方20世纪下半期的英美哲学方向与课题，更提供了一个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与知识哲学思考的方法与典范。但我最看重他的仍是他的指涉的知识本体论与整体主义的知识论。 我在此只简单的谈谈我对蒯因的贡献的看法与评价，并以之作为中国研究蒯因的一个参考。

    我认为蒯因哲学最大的贡献在把知识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的整体系统，其来源与基础是经验。 但经验对蒯因来说也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整体化与逐渐丰富化的概念，其起点是感官刺激。基于我们（由我及于我们）观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与已有的应用语言的能力，我们能够建立以对客观事物为对象的观察语句，并以之为建立理论概念与理论系统的根据，表现为一套观察语理论相关的理论语句。由于此一相关，我们才能说此一知识系统是机体相连的，是整体的面临经验包含感官刺激的整体考验，因而能牵一髪而动全身。在此考验中，我们可能面对反常的经验事例，而不得不进行概念的调整，寻求系统整体的一致，相容与内在相依（consistency，compatibility，coherence）。但这一调整可以是多层次的变更，也可以是“弃卒保帅”的调整，也可以是“声东击西”的布局，可以采行否定边缘保存核心的策略，也可以采行接受边缘调整或修改核心理论语句的策略，甚至比较纯粹的逻辑规则也可以变动。总之，天下没有不可变动的知识结构与内涵。这样一种对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变革的认识包含了或可说允许了非常丰富的辩证的，策略的运作思考。

    从此一认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以下蒯因哲学中的一些观点及其重要性：1。我们选择或重组一个知识体系，必须要考虑其简易性与美感性。简易性与美感性因之也是建立与维护整体知识系统的价值标准。蒯因对此点的发挥也许还不够，但他对两者的重视却是不容置疑的。2。较早蒯因即提出废除两个西方近现代知识论中的两个信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是绝然区分的；感官资料是知识构建的唯一基础（唯现象主义）。此两者的无效性在蒯因的整体有机的知识体系中也就昭然若揭了。分析命题首先只是分析语句，综合命题只是综合语句，两者都必须在整体知识系统中取得位置，又必须在整体的与部分的在意义上与真值函数上彼此相连相依。如此看来，两者的区划是不可能绝对的，甚至是无法区分的。对感官资料与理论语句的有机关联也可作如此观，并没有谁是绝对基础的问题。蒯因引用了逻辑实征论者与社会科学哲学家 Neurath 的话说明：我们的知识体系像一支大海中航行的船，在航行中我们只能局部的修补，而且只能补此以存彼，补彼以存此，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翻修。因此也就没有甚么是绝对的知识基础的问题。

蒯因对人类自然语言发生的逻辑性的说明也是充满新意与灼见的。事实上，他的语言哲学给与了自然语言一个逻辑的结构，而且是以不同逻辑层次的本体对象的指涉分析为标的的。这也显示了为何我们可以对自然语言进行逻辑的解析，彰显其本体指涉，且能进一步化约或简化其本体论的担负或承担。他把语言与逻辑联系在一起，又把本体论的指涉内涵与逻辑结构与推理联系在一起，还把本体论的承担要求以及如何改造本体论的指涉标准等问题连接在一起，可说清晰化了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要关注对象，并从表述及规范两方面来探讨本体存在与本体存在方式与表达的问题。其他传统形上学的问题他也有所探讨，可说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兼具系统性与逻辑性的西方当代哲学大家。这一关连是一大贡献，他对我的启示是本体、知识与语言及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各部分，其中具有内涵的有机性的相互重叠的关联，而且四者的实际关联是在经验的不断冲击中不断的重构，以满足人的知识与行为的需要。

    四

    以上所说是我对蒯因哲学两大贡献的描述。 现在我想对他的哲学也就是对他的本体论与知识论的系统做一些简短的评议，以为我们研究他的哲学的参考。 首先我要指出，对整体知识系统的理解，用之于自然科学是十分明显的与适当的。但是此一理解是否能用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知识”上面呢？这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蒯因仅愿就自然科学的知识发言，而且以之为知识的典范，因之他的自然化的知识论是具有强烈的化约主义的含义的。在他说的本体论里，他一直关注如何把具有量词的语句化为无量词旨所指，因而要把知识体系展现为现象性的谓词。 当然他自己对唯名（名言）主义与唯实（实在）主义之争也明确的采取名言主义的立场，这也是符合他的看重经验的立场。然而，如果再深一点的思考，就实用主义追求经验落实与效果的立场，他却应该更能重视理论的对象所指的含义，因而对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可以有更开放的观点。 对此一问题，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就我来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接受了蒯因非化约化的本体论的立场，把本体语言体系看成为有本有体而又有用的开放的知识体系，永远面对经验，永远需要不断的调整，除却在特殊的逻辑审视的需要外采行暂时的封闭，永远有所谓，也永远有所指的。整合与调整永远是包含了自然知识体系的本体语言体系发展与建立的工作，语言是知识的戴体，整合语言，调整语言，以说明新意，开发视野与眼光，以增进理解，因之也就是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这就是同时对本体与自本体的诠释的含义。 我认为这是对蒯因哲学的应有的一个发展，这一个发展也可说是蕴含在蒯因的自然化知识论与他的本体论的承诺的结合之中的。但事实上蒯因自己并未注意及此。

    另一个评述是涉及到蒯因哲学的盲点问题. 我们要问: 如果我们能从有限的人类的感官经验中发展和建构复杂的物理学或其他科学的理论，显然我们的思想资源应不限制在感官经验之中，而应涉及到我们的理性的思维能力与建构能力：如何理解此一思维能力与建构能力，对我来说，是一个本体论的也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本体论上的以及知识论上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这也让我们又不能不警觉到当初康德面临的问题。我从对蒯因的思考再引向康德的思考可说不是没有理由与原因的，这当然不只是历史的原因，而更是深沉的理论与经验原因。

    其次，我还要指出，蒯因对人的心灵的存在及活动采取了一个化约主义的态度，不愿意赋予它一个本体论的应得地位，而非常热衷于化约以及化除他的存在。这就有些否定了人的知识的出发点，对客观知识系统的存在的主观心灵条件未能善加考虑。致使他的系统不但不够完备，而且有所潜藏的矛盾。事实上，他是很平和的提到与肯认人类心灵主义的传统 （the mentalistic heritage），也能用他的“语义的上升”与“语义的同意”等原则来说明此一传统的形成，但他的意图却在消化它、消除它，使它成为外在的外延的真理函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 基于前提性的预设要求，显然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工程，虽然有其特殊的客观化与技术化的含义。最大的问题是：它将取消了人的存在意义与世界，也将使人的世界中的道德、宗教与艺术价值丧失其本体论的根源与根据。 我想蒯因并非有意的漠视或忘怀此一问题，而是基于这些问题在他的时代中的自身隐藏，而认为不必拿到他索要考虑的问题的台面上来。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问题，也就是人的存在性与心灵的存在意义等问题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我不但把蒯因的知识外在的本体论的考虑扩大到康德的知识内在的本体论的考虑，而且也努力到如何把康德的知识内在的本体论的考虑扩大到合内外之道的儒家本体论的传统的考虑。 如此，则对蒯因来说，此一扩大的考虑可以解除科学主义与化约主义对人文与心灵的漠视；而对康德来说，此一扩大则可增进现代科学与现代数理与逻辑的多元内涵与开放性，而最后对儒家的动态存在的本体论来说，此一扩大事实上是拓展了一个现代科学知识系统的空间与活动，并肯定了其本体论中的合法地位，而不必像牟宗三先生一样坎陷道德与心灵的同时性的彰显与运作，感到一种基于狭隘性引起的不必要的压迫。

    五

    我于上世纪的七零年代在台湾的台湾大学哲学系首先介绍了蒯因哲学，在我于198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中西哲学汇通的讲习班中（冯契教授安排及邀请）在大陆首先提出了蒯因哲学的重要性，并把它放在一个本体诠释的架构中加以考虑 （见我所著《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今日我们有了中文本的蒯因全集，对蒯因的研究可说有了一个中文文本的根据与资源，但我也希望我们新的一代的分析哲学的学者也要吸取前人的心得，对蒯因哲学的发展根源（涉及逻辑实征论与美国实用主义）以及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深沉关联有所理解，有所关注，则善莫大焉。

    陈启伟：蒯因提出的新说和对哲学的影响

    首先要祝贺《蒯因著作集》的出版。蒯因著作编为多卷本出版，这是第一次。而且这部书是由我们中国人翻译和编辑出版的。所以这部著作集是中文本的蒯因著作集，而不是中文版的《蒯因著作集》，因为并不存在英文原版的《蒯因著作集》。在美国本土以及所有其他国家迄今为止也还不曾出版过这样一部多卷本的集子。我想，这至少标志着我们对蒯因哲学、分析哲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又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蒯因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最著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蒯因是哲学家，又是逻辑学家，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逻辑学上，都有杰出的成就和重大的贡献。作为哲学家，其著作尤为宏富，其论述广及哲学的诸多领域，在本体认识、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哲学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概念、命题和学说，例如：“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的本体论许诺的公式，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分析-综合的二分和意义证实的还原论）的批评，整体主义的意义理论和知识观，语言习得的行为主义的发生学的研究，“彻底翻译”和“翻译的确定性”的学说，自然论的认识论等，都是与蒯因的名字联系着，都体现着蒯因的独特的深湛的思想见解。近半个世纪以来，蒯因提出他的新说卓见的若干条文，经发表，立即在西方哲学界掀起一股波澜，引发长时间的热烈的讨论和争辩，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块界碑。其中尤以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批评及其提出的“没有教条的经验论”亦即整体主义的知识观最具创造性，它消除了从休谟到卡尔纳普几百年来经验论者既承认一切知识源于经验却又承认有先天的分析的哲学命题（逻辑和数学）构成一个知识总体并作为总体面对和接受经验的检验，从而将经验论贯彻到底。蒯因的这种“没有教条”的经验论无疑是经验论在当代最重大、最有理论价值的新发展，我认为，蒯因在现代西方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就在于此。
分析哲学是20世纪的一个大的哲学运动或哲学思潮，它不是一个流派一个学派，而是各家各派分析哲学的总汇，蒯因哲学是其中的一家一派，即此谓逻辑实用主义，正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原子论，穆尔的常识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在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分析哲学和牛津派的汗蒂语言哲学，各是一家一派一样。各家各派的分析哲学在哲学立场、哲学观点上可以有很大的分歧（有的是实在论者，有的是实证论者，有的是柏拉图主义者，有的是物理主义者，有的是唯名论者，有的是现象主义者，有的是有神论者，有的是无神论者或怀疑论者，如是等等），其所以皆名之曰分析哲学，显然不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哲学纲领，而只是因为它们都是讲分析的，都是用分析的方法来讨论、处理、解决乃至能解消哲学问题的，尽管它们各自使用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我认为，我们研究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不是从它的某个概念、某个学说、某个理论学得一点什么，而是要从它的分析精神获取一种启示和教益。借用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分析好，大有益”。我们可以说，分析是个好东西。诚然，毛泽东说的分析是指对客观实在的辨证的分析，与分析哲学家们所谓语言的逻辑的分析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都讲分析则是一致的。不讲分析，就只能满足于对应物做笼统的概观，混沌的直觉，诗意的遐想，浪漫的玄思，不讲分析，是不会有科学的。

    十年前（1997年），我在一次访谈中曾谈到国内哲学研究方面有一种“生态失衡”的现象，即欧陆人文主义思潮热，而英美分析哲学冷的状况。我呼吁学术界注意和调整这个状况，但是无人理睬。从那时以来，这种失衡的状况显然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至今，20年间，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从尼采到海得格尔到后现代，相继走红，“尼学”、“海学”、“后学”逐个变成“显学”、“热学”、“名学”，那势头似将久久未艾。分析哲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近年来应当说有很大的成绩，一些论著的发表，《维特根斯坦全集》、《蒯因著作集》和若干分析哲学名著的翻译出版，就是明证。但是分析哲学在学术界和大学课堂上的冷落局面依然如故，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和深长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