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左"的磨难(11)
《王芳回忆录》:江青野心极大器量很小
《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2006年12月11日17:5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虽然对专案组人员的盛气凌人和武断作风,心中十分反感和气愤,但我没有和他们争辩,因为那是无益的,只会遭到一顿毒打。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表示实在无可奉告。专案组显然对我很不满意。"你王芳是罗瑞卿线上的人,是罗瑞卿死党,是罗瑞卿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你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对抗到底,死路一条。"
  对于死,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绝对不会自杀。死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尸堆中滚爬出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在战争年代,几乎每天都要做好死的准备,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至于今天,如果死在监狱里,虽然死得不明不白,但我问心无愧。比起在战斗年代中牺牲的无数战友,我已多活了二三十年,还算是幸运的。
  在专案组的高压下,我的心态反而变得更加平静了。我做好了长期坐牢的精神准备。每天照常吃饭睡觉。饭后就在监房里踱步,每天在10来平方米的监房里踱几千步,放风时我大口地呼吸室外空气,享受宝贵的阳光,利用仅有的条件锻炼肌体,不让身体垮下去。我确信,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新的希望。
  专案组看我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恼怒地骂我:"你王芳是准备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到底了。你这个死硬分子,你是准备带着花岗岩石脑袋去见马克思了。"
  我依旧沉默,无言以答。
  我早就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罗瑞卿同志被迫跳楼自杀的确切消息。我为他感到无比痛惜。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为了保卫新中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不说功劳,也有苦劳。今天却落得如此悲惨下场。由于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属上下级关系,我对他的工作和为人十分了解。他思维敏锐、团结同志、严谨务实、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他个性直率、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高尚人格力量,赢得了周围同志的敬佩。就是这样一位在公安战线、军内、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干部,却被林彪和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遭到了诬陷和监禁,身心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他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包庇"潘扬反革命集团"。谁能想象,一个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在自己被迫走上绝路之时,内心痛苦到了何等程度!
  那时,我脑子里常常闪过这样一句话--"物极必反"。任何事情做到极端,也就是到了尽头,它就要走向反面了。
  我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饱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国庆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顿饱餐。
  还有一些监规,例如每半个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时放风,就是轮流出来,在天井里走动。规定关在这里的人,谁也不能面对面见到谁。就是上厕所也一样,先敲门报告看管的战士,战士再报告班长,允许了,亮起红灯,才可以去,看管的战士就在厕所门口守着。便后解除警报,方可返回房间。
  除那本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外,连报纸都没得看。白天要么坐在凳子上,要么坐在木床上,面向墙壁,不准躺下。床头上有一个大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门口看管的战士通过窗户时刻监视着里边的一举一动。如果违反监规,轻则训斥,重则拷打。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从门外走廊里传来嗷嗷叫的声音。
  关在我对面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位部级干部,年纪有些大了。大概是他冬天怕晚上起来小便,一次晚餐没有把菜汤喝完,倒在痰盂里了。就为这事,看管的战士打他。我不晓得打得多厉害,但从双方发出激愤的声音来判断,打得肯定不轻。
  关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公安部队的领导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我每天看到他把被子晒在外边。后来又似乎神经失常了,怕他自杀,又增派了3个战士日夜双岗看管他。
  我最早听到被打的,是浙江公安厅技侦处的一位女同志,叫李梅,她是我被抓到北京不久,与处长陈明等几个人一起被弄到北京关起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很凶。这位女同志大声地争辩着、呼喊着。几个看管人员显然很恼火,扯着嗓子边骂边打,从走廊的一头拖向另一头。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里边我还算运气,没有挨过打。只是一次倒开水时不小心把热水壶炸了,看管人员两天不让我喝开水。我只好乘上厕所的时候喝自来水解渴。后来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热水壶。
  这种法西斯式的折磨人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反映情况的信作了批示,这才有所好转。
  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是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遭"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2月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残酷迫害。他要夫人刘淑清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刘淑清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刘润芬,让她把信交给能经常接触到毛主席的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毛泽东看过刘淑清的来信后,很快便找王、唐去询问。她们便趁着这个机会,将老干部们的悲惨状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震怒了,在刘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总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很快予以具体落实,于1972年12月18日向时任公安部、交通部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的李震、杨杰、吴庆彤等人,作了有关的进一步指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此后,我在狱中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变,允许吃三餐饭,一菜一汤,总算能吃饱了。允许家属探望。但在政治上的迫害,丝毫也没有放松。我们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仍然被当作犯人一样,没有任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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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责任编辑: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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