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工作队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搞得神秘兮兮的。当时中央批转了一些领导同志改名换姓的蹲点经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志就化名"向东流"在诸暨参加社教。

　　我蹲点的地方是诸暨县湄池区直埠公社直下大队，房东是三代做长工的贫农叫傅纪明，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先前进点的社教工作组事先安排好的。我和秘书两人住在他家楼下的一间旧房，用砖块和木板搭了两张床，生活清苦。我们向他讲清楚，工作队规定不吃鱼、肉、蛋，你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们这样一住，便住了５０多天，以后又去住了些日子。傅纪明，为人很老实，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粗识几个字，是个生产小队干部，在当地人缘不错，后来县里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时，他做了贫协的副主席，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曾来过杭州，我都见过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病故。

　　诸暨县委的班子，应该说是好的，各项工作在全省来说是走在前面的，县委书记孙子甫同志，毛主席也接见过他。但在当时就过不了关，把他撇在一边。社教工作团另派了书记、副书记和三位常委分别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实际上是夺了县委的权。至于开展社教的农村区、社，基本上是工作队包办代替，工作队（组）说了算，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农村的基层组织虽不是全部，但把相当多数说得"一团漆黑"，扩大了打击面。工作队的工作一度偏离了方向。有人把工作队比作唱了"三出戏"，开始叫《苏三起解》，意思是"无好人"，把干部都看黑了；再是《三岔口》，意思是互相摸底，自己人打自己人；再后是《三娘教子》，意思是批斗干部。而在工作队内部还一味地批判右倾，说工作中存在的主要是宁右勿"左"的倾向等等。这种情况直到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才有所纠正。

　　"二十三条"肯定了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地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要搞人海战术等。应该说"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社教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但同时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党内走资派"一词，见之于文字是从这里开始的。

　　1965年春节，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工作队放了半个月的假。

　　节后又回到原地，先集中学习"二十三条"。但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工作队可以集中住宿，自己开伙，不再分散到社员家吃住。

　　在放假期间，江华同志找我，说张一樵奉调贵州遵义地区工作，他带队在诸暨湄池区片的社教工作，要我去管一管。这样，我就从直埠搬到湄池，住湄池区委，负责湄池和姚江两个片的工作。从这时开始，我就接触温州地、市县的主要干部，并到他们蹲点的公社、大队，检查、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商讨工作。

　　"二十三条"后，工作的进度加快了，到了３月初，根据社教工作团的安排，工作队留少数人做好扫尾工作外，大部分同志转移到大西区，开辟新的阵地。

　　这里，我想简要地讲一下对敌斗争问题。

　　社教中对敌斗争，是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搞的。当时大批工作队进点。一个生产大队，多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少的也有二十多人，可谓"大军"压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状况平稳，政治、刑事案件极少发生，连邻里纠纷等一般治安案件也很少，地、富、反、坏分子也表现老实，一般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开展面对面的评审和说理斗争，落实政策和监督改造措施，强调争取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凡开展社教的公社、大队，对多年来的积案，基本上查清破获。在整个对敌斗争中基本上没有抓人。同时，强调这些工作，由群众讨论，不能由工作队说了算。第一期结束后，我把在诸暨参加社教的各市地公安处（局）长和省级政法部门的处长集中起来座谈，总结了社教中的对敌斗争阶段的具体做法，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这个材料。